《欢乐颂》：“新中产”的身份焦虑

　　■玉渊杂谭

　　5个家庭、职业、性格与教育背景都各自有别的女孩因机缘巧合住在了同一楼层，随着剧情发展，她们从最初的话不投机、水火不容慢慢走向同心协力、其乐融融。看上去电视剧《欢乐颂》的剧情并不复杂，但却因对当下社会阶层现状的关注而引发了褒贬不一的热议。不过无论冠之以“现实主义”，还是斥责其“金钱至上”，恐怕都未切中肯綮。一曲“欢乐颂”，说到底是当下“新中产”阶层为弥合内部差异，纾解身份焦虑与寻求集体认同的一种努力。

　　尽管“中产阶层”的定义、数量与构成等问题在当下中国仍然聚讼不已，但不能否认的是以“80”白领群体为代表的“新中产”正崛地而起。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伴生物，“新中产”自涌现以来便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的集合体。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不同背景成长起来的“新中产者”之间存在着资源占有、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欢乐颂》中反复渲染5位女主角迥异的家庭背景，正意在凸显这种历史性差异。

　　在《欢乐颂》中，“海归”精英安迪与“富二代”曲筱绡无疑处在“新中产”这一庞大群体的上层，而前者作为第一主角更是被设定为当下“新中产”的标杆形象。与这两位女主角相比，身为“蚁族”的樊胜美、关雎尔与邱莹莹则游走于群体的边缘。她们三位与数量更为庞大的“新工人”群体代表着当下中国涌现出的两种“新穷人”。与“新工人”阶层相比，她们接受过高等学历，怀抱着上升梦想聚居都市，经济能力却与前者相差无几。如同汪晖所言，她们是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又是贫穷的消费主义者。

　　如果说剧中5位女主角指代着“新中产”阶层所存在的巨大内部差异，那么又该如何在她们之间寻求身份认同，从而建构起“新中产”的“共同体”？《欢乐颂》做法是站在安迪——这位中产阶级典范的立场之上，去宣扬这一群体的行为准则与文化趣味。

　　因此，《欢乐颂》首先是一本中产阶级成功学著作。而当下对于该剧的诸多訾议，正在于作品对于金钱、成功与地位的不加掩饰的追求。安迪对邱莹莹热衷成功学的行为嗤之以鼻，因为这种成功学是属于农民与“新工人”的，与自己所在群体所秉持的行为准则格格不入。当关雎尔为同事关系与工作去留而苦恼时，安迪反复告诫其要谨小慎微，即便面对职场中的不公平现象也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以关雎尔、樊胜美为代表的“新中产”底层在生存压力之下瞻前顾后、权衡利弊，而以安迪、曲筱绡为代表的“新中产”上层则在奇点、包奕凡、谭宗明等人所编织的密友网络中如鱼得水。无论底层抑或上层，他们都像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得失。相形之下，赵医生发动他们为贫困患者筹集善款的片段，更像彰显这一群体同情心的无足轻重的点缀。

　　与此同时，《欢乐颂》也是一本“新中产”趣味养成指南。从家居、食物到艺术、服饰，影片不厌其烦地借助安迪、奇点与赵医生等人为我们展现“新中产”阶层应有的文化趣味。安迪睿智沉稳，只喝依云，注重锻炼，家居充满艺术感，举手投足显示出精英姿态。与之相反，富家女曲筱绡虽然在经济收入上不遑多让，但却不学无术、作风浮夸。她不知王小波，更无法欣赏莎士比亚、东野圭吾和德沃夏克，因而才被品位不俗的赵医生所鄙夷。关雎尔以与赵医生有相同音乐品味而骄傲，樊胜美沉溺于服饰，甚至连邱莹莹也以对咖啡的认知来标榜自己的品位。如同布尔迪厄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欢乐颂》清晰地展示了这种趣味社会学，更借助趣味来标榜“新中产”的文化身份，寻求几位女主人公的认同。

　　然而，影片越是费尽心力张扬“新中产”阶层的行为准则与文化趣味，就越凸显出当下社会阶层分化、“新中产”内部愈加不均衡的现状。而该剧站在以安迪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精英的立场居高临下的文化姿态，也势必会引发一些观众的反感与质疑。颇有趣味的是，影片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揭秘安迪的身世，并将其精神创伤的来源遥遥指向上山下乡的年代。“后阶级时代”阶级话语的挥之不去与历史创伤的幽灵徘徊，更显示出当下“新中产”阶层对自身合法性与集体认同的焦虑。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欢乐颂》的火热再一次凸显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在《欢乐颂》《小时代》的笼罩下，尽管还有《钢的琴》《推拿》《天注定》等在坚持不懈地进行底层叙事，还有“打工文学”在努力诉说着他们的生存故事，但“新工人”群体在当下文艺作品中的销声匿迹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消费主义的文化氛围中，“新工人”分享着“新中产”的生存梦想与文化想象，然而在“新中产”的生存梦想与文化想象中，我们却找不到“新工人”的踪迹。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到哪里去寻找他们的身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