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财经6月6日讯(记者 李春晖)“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是时候了，是时候应该加大双方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了，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5月底召开的《负面清单模式下我国外商投资监管体系》研讨会间隙对中国网财经表示，“我估计，经过双方努力，中美BIT(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年内能达成协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资料图)
《负面清单模式下我国外商投资监管体系》研讨会现场 中国网财经/摄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6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奥巴马政府在任内最后一次同中方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本轮对话中，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是重要议题之一，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受到各界期待。
中美BIT谈判的难度，被比喻为中国“第二次入世”。谈判自2008年正式启动，至今已耗时8年，目前谈判的难点，主要集中在负面清单未能达成共识。
对于负面清单，我国在2015年时就开始先行先试。2015年4月国务院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并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四个自贸试验区实行至今，效果显著，外商投资企业聚集作用十分明显。
魏建国对中国网财经表示，我国在自贸试验区试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做法，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贸易谈判、尤其是中美BIT谈判，起到一个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使人家看到，我们正在放开。” 魏建国称，“四个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度的先行一步，让我们谈判双方都看到了一个光明的前景，增强了谈判达成协议的信心。”
“我估计，经过双方努力，年内能达成协议。”魏建国表示，“并不是因为明年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可能出现变数，而是因为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是时候了，是时候应该加大双方的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了，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今年年内达成，是我最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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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协定、协议与我国内部正在建立的自贸试验区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情。前面一些国家与我国是双边贸易；监管方面采取了“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通关监管服务模式；在投资管理方式上，采取了“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二）坚持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在总结和借鉴上海自贸试验区成功经验基础上，积极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简政放权，着力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外汇管理等领域改革创新，推动市场要素双向流动。 （三）坚持风险可控。
（十二）实行限额内资本项目可兑换。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负面清单外的境内机构，按照每个机构每自然年度跨境收入和跨境支出均不超过规定限额（暂定等值1000万美元，视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状况调节），自主开展跨境投融资活动。限额内实行自由结售汇。符合条件的区内机构应在自贸试验区所在地外汇分局辖内银行机构开立资本项目——投融资账户，办理限额内可兑换相关业务。
而对于外商投资者来说，更是享受到了自贸试验区投资体制改革带来的便利。“过去外商设立一家企业，需要到国家或天津市各个部门进行审批，办理时间较长。而‘负面清单’实施后，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法无禁止即可为’，绝大多数不需要审批，只需要备案，大大便利了外商投资企业。”天津港东疆片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展望2016年，自贸试验区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在近日发布的中国自贸区战略顶层设计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继续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并指出，上海等自贸试验区可把对外自贸区谈判中具有共性的。
2015年，福建、天津、广东三大自贸试验区成立，国内自贸试验区形成了“四马奔腾”的格局。与其他自贸试验区相比，上海自贸试验区有何独特之处？ 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独特性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起步早，积累的改革实践经验更丰富。比如上海已围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建立了一整套制度体系，浦东已率先推行“窗口无否决权制度”。
资料图：2016年1月18日，为期十天的中国(天津)自贸区进口直营津贸年货百品“白菜”节正式启幕。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在多地踊跃申报自贸试验区的背景下，哪些省份能成功入围下一批自贸试验区的名单，值得关注。
近期，地方两会密集召开，类似的字眼不约而同地出现在2016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虽然具体表述不一样，但对第三批自贸试验区资格的抢夺已拉开帷幕。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6年争取获批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争取申报的自由贸易区试点早日获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推动建立面向中亚的自由贸易园区；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争取设立中国（重庆）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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