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部分三甲医院:待产包必须在医院买 不购物不做检查

　　原标题？ 待产包必须在医院买 不购物不做检查——云南部分三甲医院强制消费调查

　　新华社昆明5月18日电？ 题：待产包必须在医院买 不购物不做检查——云南部分三甲医院强制消费调查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何春好、王晋源

　　产妇护理包、婴儿用品包，医院提供这些商品原本是为方便患者。“新华视点”记者在云南省一些三甲医院调查发现，院内小卖部垄断经营，医护人员成了促销者，医生要求患者购买指定物品，不购物不做检查。

　　待产包、婴儿包不买不行，医生产房门口收钱

　　4月7日上午，三甲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产科产房大门紧闭，毛玻璃材质的门上贴有“产房重地、禁止入内”字样，门口围着十来名产妇家属。

　　9时50分许，一名女性医护人员从产房内打开门，其手术服左胸印有“昆医附二院手术室”字样，没有佩戴帽子、口罩和手套。她对着人群喊道：“许京芬的家属！”“来了。”一名身着白衬衣的男子连忙应声向前。

　　“把钱拿给我！725元。”男子递过准备好的一叠钱，这名医护人员点了一下，说：“待会找零给你。”说完退回了产房。

　　许京芬的家属告诉记者，这是医生要求购买婴儿包和待产包的钱，“里面有抱被、纸尿裤、吸收巾等，大部分我们都自己准备了，但医生不准用。”

　　不一会儿，产妇刘倩的家属又被叫上前，递给这名医护人员深蓝、浅蓝两个提包，这是他们提前在医院买好的。“你一定要提前买好这两个包，否则可能误大事。”据刘倩的丈夫说，妻子在进产房前做Ｂ超时，产科Ｂ超室医生问他有没有购买待产包。“我说没买，她说等我买了再给做Ｂ超。我到楼下小卖部买了回来再重新排队，等Ｂ超单打出来羊水都破了。”刘倩的丈夫说。

　　据记者1个多小时的观察，产房医生多次开门收钱，或接收家属提前买好的待产包。在此期间，一名护士用载货小车拉着一堆待产包进入产房。多名家属对记者表示，医生明确要求到医院小卖部购买这两个包。“价格贵，很多东西用不上。”一名家属说。另一名家属在一旁小声抱怨：“媳妇在里面躺着，要你交钱你敢不交？”

　　在产科接待台，记者向一名女医生咨询：“婴儿包自己准备行吗？”“不行！”“怎么办呢？”“统一在这里买！”

　　3月31日，在云南省最大的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办理入院手续处，产妇李敏在登记入院信息时，医生吩咐其家属到便利店购买待产包。

　　另一名产妇谢琼雁在登记时，这名医生拿出一份《入（出）院健康指南》，在“新生儿用品包”处画了一个大圈，“这个必须要买，你到一楼便利店买！”

　　3月9日，在昆明市妇幼保健院产科，记者发现这里同样要求产妇购买指定待产包，而且待产包由产科代售。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医院都有共同点：在科室或到指定的院内商店购买，院内、院外周围只有一家商店出售指定物品；只能用现金，价格在300多元至700多元不等。

　　有医院两年待产包卖了240万元

　　据了解，各科室尤其像产科、儿科的患者在治疗、住院过程中均会不同程度需要一些医辅或生活用品，这些商品不属于医疗用品，医院并不能出售。

　　为何强制要求购买指定待产包？附二院产科4月7日当班护士对记者表示，家属自带的抱被等物品未经消毒，进产房易引起感染。附一院产科医生说，按照消毒管理办法规定，接触皮肤黏膜的医疗器械、器具和物品须达到消毒水平。院内小卖部出售待产包为患者提供了方便。

　　有患者提出质疑，以附二院内小卖部出售的725元的两个包为例，内含新生儿抱被、血液垫、吸收巾等21件物品。“就算里面真空包装的婴儿抱被是合规定的，难道不能缺什么买什么吗？”一名家属说。

　　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附二院小卖部销售了待产包6000余套；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附一院便利店销售待产包内主要物品售价203元的婴儿睡袋7900余件。

　　附二院小卖部两年时间内待产包一项销售额超过240万元；附一院便利店开业六年销售额超过9000万元，2015年接近1300万元，其中婴幼儿用品一项近120万元。

　　附一院、附二院均否认存在强制消费的问题。5月6日，附二院副院长邓丹琪对记者表示，根据院内规定，严禁在医务科室出售物品，严禁科室收现金，严禁强制患者购买商品。邓丹琪随后说：“医院日前对产科和儿科进行了检查，没有强制患者购买物品的行为。”

　　邓丹琪同时表示，患者在医院内需要使用的生活用品不属于医疗用品，所以也不存在规范化的要求，无论是自带还是新买只要能用就行。

　　有医院便利店和科室之间按比例分配利润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便利店有两种管理方式：一种是由个人承包，其经营所得表面上与医院毫无关系；另一种是医院“借壳”经营，其营销收入进入医院财务。

　　5月6日，邓丹琪对记者表示，院内出售待产包的小卖部从2009年开始向社会公开招租。记者发现，小卖部营业执照上的经营性质是“国有分支机构”，食品流通许可证上的主体类型是“国有企业”。6年多来，这个小卖部一直租给一名叫董晓云的人，此人是附二院的一名职工。

　　以产科需要的待产包为例，记者粗略调查发现，院内3家小卖部，院围墙一周约6家小卖部，再远一些有10多家商店、药店均无此待产包出售。与这家小卖部一墙之隔的另一家个体经营的小卖部，店员笑笑说：“你去他们家买，我们不卖。”

　　5月12日，附一院副院长倪师今对记者表示，院内便利店由医院全额投资，实行医院财务统管，进行独立核算。由于医院无权经营小卖部，便以职工张琳名义办理了营业执照。张琳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该便利店实际归属于医院，经营收入与其无关。

　　据记者了解，附一院便利店和科室之间存在分配比例。例如，涉及儿科的商品，按销售收入分配，儿科96％，便利店4％；涉及营养科产品，肠内营养制剂类按销售利润分配，营养科85％，便利店15％；诺伽特商品（营养品）按销售利润分配，医院1／3，营养科1／3，便利店1／3。

　　倪师今解释，此分配方式仅为考核便利店的计量方式，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于聘用人员工资和场地成本。附一院财务部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中称：“所有涉及项目的收入均未作分配。”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介绍，这种现象并非只在云南部分医院存在，在一些医院，包括待产包等在内的大部分医辅、生活用品销售已经成了一个灰色地带，卫生、工商等部门应完善行政监督，严查强制消费背后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严查一些科室通过小卖部产生的“自留地”“小金库”，保障患者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