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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针对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应综合施治: 其一,深化体制改革,破解长期存在的“玻璃门”、“弹簧门”,扫除投资障碍,严格落实相关金融政策规定,扩大直接融资,化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民间投资提供友好的政策环境和金融环境,提升民间投资信心。 其二,坚持以市场化手段实行市场出清,为民间投资提供空间,同时,在引导性政策实施显效后及时退出,减少权利寻租与监管套利,真正做到还权于市场,让利于民。 其三,大规模...
“过去,民间投资高速增长,关键是那时市场需求旺、投资机会多,投什么都能挣钱,但这种时代现已成过去时。”罗松山说。 一方面,民间资本所集中的竞争性领域出现严重过度投资和低质产能过剩,大量低效产能和僵尸企业的存在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已变薄,民间资本投资意愿下降。 另一方面,银行业过度抽贷、压贷,加剧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民企融资难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大量社会资金流入国企和政府平台...
“过去,民间投资高速增长,关键是那时市场需求旺、投资机会多,投什么都能挣钱,但这种时代现已成过去时。”罗松山说。 一方面,民间资本所集中的竞争性领域出现严重过度投资和低质产能过剩,大量低效产能和僵尸企业的存在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已变薄,民间资本投资意愿下降。 另一方面,银行业过度抽贷、压贷,加剧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民企融资难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大量社会资金流入国企和政府平台...
基础设施投资高增长,主要是政府增加投入和加快投资进度,而房地产投资反弹,得益于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和鼓励政策,因此一季度的投资反弹还不是市场内生力量的触底回升。 民间投资的大幅下滑,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触底企稳的过程仍未完成,投资增长速度仍有进一步小幅下调的内在要求。2005年至2015年间,民间投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非民间投资,但2016年起,民间投资增速开始低于总投资增长,出现了重要的转折变化。
对于国有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李佐军还表示,民间投资不仅要拿自有资金,还需要借贷,以及后续资金的投入,民间投资在融资方面要比国企难度大很多。除此之外,还需要从供给侧改革着手,将国企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财税改革、要素价格改革等方面的改革落到实处,减少民间投资的担忧。
第二,建立以国有银行为承办主体的民间资本投资委托保障机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支持各国有银行建立民间资本投融资委托管理保障的规章制度与激励政策,规范受托银行的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和投资去向,让各受托国有银行公开公正透明地向社会吸纳各类民间资本,促成民间资本直接对接国家向民间资本开放的投资领域与投资项目。同时,借助国有保险机构建立民间资本委托银行投资风险保险保障机制,实现双向保障民间资本投资安全的目标。
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民间投资环境,从法律角度确立民间投资主体的合法地位和根本权益,真正消除其后顾之忧,才能增强民间投资的内生动力。 促进民间投资实现平稳较快增长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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