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 磊
1952年，在北京大学上大二的张志尧发现，学校东边正在盖一栋很气派的大楼，“钢筋混凝土现浇，外形还不对称，特别像个‘巡洋舰’”。
当时，中关村还是个名副其实的乡野村落，这个“巡洋舰”就在蜂蝶飞舞的菜地、蛙声鼓噪的稻田和坟冢隐没的荒野中，破土而出，傲然耸立，光芒四射。
“这栋楼对外没有挂牌，当时我们觉得特别神秘，但隐约感觉，在此工作的人一定是干大事的，非常羡慕。”很幸运，张志尧和一些学生毕业后纷纷进入该楼工作，干了一番大事业……
时光荏苒，60多年过去了，张志尧早已退休。川流不息的车流，纵横交错的立交，鳞次栉比的高楼……在繁华喧闹的中关村，这里却早已人去楼空，一番破败景象，只剩下落寞与孤寂。交通导航图上，已找不到它的名字。
今年，这栋楼，已度过63个春秋。等待它的命运是拆是改还是移？不得而知。
它，就是共和国科学第一楼——原子能楼！
新中国的科学大业，就是从这座科学圣殿发轫前行。从这里走出两位国家最高奖获得者，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数十位泰斗级院士，“裂变”出一批重要的核科学和物理学研究机构……它见证了中关村乃至新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史。
原子能楼曾经的神秘、过往的奇迹、昔日的辉煌，都已化为尘封的记忆，是否会随着楼的不复存在而灰飞烟灭？
“三强一测定中关”
91岁的叶铭汉院士对原子能楼有着难以割舍的记忆和情怀。
时光还要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叶铭汉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读研究生。导师钱三强安排他负责调研回旋加速器。后来钱先生说，中央决定发展原子能，这种大科学工程应集中在研究所，于是叶铭汉就来到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当研究实习员。同年来的还有刚从北大毕业做了一年研究生的于敏。
在钱三强等人起草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中，拟设近代物理所，以核物理研究为首选领域。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宣布成立研究所名单，近代物理研究所赫然位列名单之首。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兼任第一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一年之后任所长。
该所的前身是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南京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一部分。1948年，钱三强从法国学成归国后，任教清华大学，同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该所位于东皇城根甲42号，建所之初，包括钱三强和他的夫人何泽慧，总共才三位科技人员。
中科院成立后，紧迫的任务之一是在北京市范围内选择“永久院址”。北京市确定在海淀以东，清华以南，铁路以西及铁路以东部分地区划地，建设新院所。作为位列中科院诸研究所之首的近代物理所，不能再蜗居城内。
1951年5月17日 ，钱三强亲赴中关村测勘物理所楼址，中科院决定，在保福寺北侧开始建设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大楼。同年10月底工程破土动工，1953年底，大楼竣工，钱三强所长带领研究人员于1954年元月从东皇城根迁址到中关村。
当时，此楼成为中关村科学城中的第一家研究机构，称为“中关村物理楼”。1958年，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楼由此得名。
细察历史，当年如果不是钱三强迅速出动测勘和后来抓紧开工，中国科学院的用地可能将南移。有人说，钱公决定了由原子能楼领跑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历史，被赋予“三强一测定中关”的传奇色彩。
“当时选址中关村，有一个考虑因素就是靠近北大、清华。”叶铭汉回忆说，刚到中关村，这里还是荒郊野外，然而，往北就是清华大学，西北就是北京大学。由于毗邻中国最强的高等学府，使建楼工程和日后科研工作得以迅速走上轨道。
“从西直门去中关村的路上，沿线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了，除了农科院的老楼，物理所的大楼突兀地耸立在平坦的农田之中，格外气派。”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回忆，1954年，他初中毕业就来到这里。“当时物理所可是这里最高档的楼，钢筋混凝土结构，地板是水磨地，建造质量非常好。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地区很多建筑都有不同的受损，但是这座楼可谓‘固若金汤’。”
大楼是中关村地区第一栋现代化的科研建筑，一共五层。西侧是静电加速器的大厅，有四层楼高，安装的是70万伏大气型质子静电加速器和250万伏高气型质子静电加速器。由于体量太大，在楼西侧还留下两层贯通的入口，并在楼顶特制三角顶板；大厅安装了起重吊车，吊车可以伸到大厅的外面，为的就是把250万伏高气型质子静电加速器的钢筒等设备运进楼内。该楼还建有半地下室，半地下室西边是库房，东边是工厂，搞机械加工。
说起这70万伏静电加速器，还引出赵忠尧的一段掌故。正是他，结束了中国没有加速器的历史。
1946年，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群岛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国民政府派赵忠尧作为科学家代表前去参观。中央研究院筹集五万美元，托赵忠尧在参观完毕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的器材。1950年9月，当赵忠尧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轮船途径日本时，和另两位中国学者被驻日美军强行扣押，说他窃取美国原子弹的机密等，是谓历史上的“赵忠尧事件”。经过一番抗争，赵忠尧最后才踏上祖国大陆，经他之手从美国购置的加速器部件和科研器材30余箱也先后运回北京。近代物理所迁到中关村之后，赵忠尧就利用带回的静电加速器部件和实验设备，建成了70万伏和250万伏质子静电加速器。这台70万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是我国第一台粒子加速器，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建校后，供科大教学使用。而那台250万伏质子静电加速器至今还在这座楼中。
“要吃馒头，先种麦子”
“在近代物理所没有什么所训、口号，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吃馒头，先种麦子’。”叶铭汉说，当时物理所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白手起家。
1952年，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办所方针：“以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为中心，充分发展放射化学，为原子能应用准备条件。”
后来调整机构，研究所内成立了四个大组：一组为实验核物理组，组长赵忠尧；二组为放射化学组，组长杨承宗；三组为宇宙线组，组长王淦昌；四组为理论组，组长彭桓武。第一大组下又设加速器组、探测器组、电子学组、核乳胶和云室组共四个小组。这也初步勾勒了核物理研究的发展方向。
1953年，中科院决定将近代物理研究所更名为物理研究所。
原子能研究带动了计算机、电子学的发展。电子学所筹备处和数学所电子计算机部分并入该所，陈芳允、夏培肃等也入该所工作。
柳怀祖回忆，赵忠尧和钱三强在一楼办公，东边是所办、党办和会议室。彭桓武和谢家麟在二楼办公。何泽慧也在二层，那里有制作核乳胶的实验室。三楼工作的是于敏、邓稼先和从事电子学研究的陈芳允。四楼是丁渝，从事原子束磁共振实验。五楼则由王淦昌主持宇宙射线研究。
“大楼开始设计的是四层，但留有余地，后来加到五层。这样就把所里各个实验室的人都安排过来了。”叶铭汉说。
物理所刚搬来新大楼时，为了保密起见，对外统称“918信箱”。
事业初建，开展科研工作的条件极其困难。国内没有现成的仪器设备及其相应的工业基础，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在这种条件下，科研人员一切从零开始，自己动手研制仪器设备，开始建立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实验技术，在宇宙线、粒子探测器、加速器、核电子学、理论核物理等领域逐渐发展。
“中国核物理科学主要奠基人聚集于此”
当时中国发展尖端科学原子能，最缺的还是人才。
刚开始筹建的时候，钱三强就四处招揽人才。从清华调来了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从浙江大学调来了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等。彭、王就如同钱三强的左膀右臂，理论、实验比翼双飞。
钱三强还从国内邀请一批年轻的物理学工作者来所，包括于敏、黄祖洽、王树芬、李德平、叶铭汉等。
在这五层楼的房子里，群贤毕至，阵容豪华，个个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中国核物理科学主要奠基人聚集于此。
物理所陆续吸引了多批海归，这些人大都在欧美学术界已有影响。新中国的呼唤，让他们纷纷回国，义无反顾。
钱三强就是中国发展原子能研究这盘大棋的总策划。他高瞻远瞩，科学规划，例如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提前布局氢弹研究。“他布局分工很全面，王淦昌搞实验物理，彭桓武搞理论物理，黄祖洽和于敏搞氢弹。他考虑周到，从理论设计到工程应用、原料化工、电子控制，没有短板，都配齐了，而且每一步都走得很合适。”叶铭汉回忆。在选用人才方面，钱三强知人善任。不少参加核武器研制的“两弹一星”功臣，都是他力荐的。
副所长王淦昌在抗战艰苦时期，提出了用实验间接证明中微子存在的方案，当时由于物质条件所限，无法实现。他只好发表了他的建议。后来有科学家根据王淦昌的建议，用实验间接证明了中微子的存在。王淦昌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还对中国的宇宙射线研究做出重大贡献。
该楼的女中豪杰，就是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研究核物理需要探测器，核乳胶是上世纪40年代常用的一种探测器，那时只有英国和苏联能够生产。何泽慧决心自己干，后来制出性能和质量非常好的核乳胶。
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有两位姓杨的科学家，一个叫杨承宗，另一位叫杨澄中。念清楚这两位的名字，就像念绕口令，于是大家就把从法国回来的杨承宗称为“法杨”，从英国回来的杨澄中称为“英杨”。
“法杨”是钱三强和何泽慧的师弟，也是新中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1951年6月，杨承宗在法国居里实验室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用钱三强转来的3000美元，在法、英、瑞士等处购买了为国内核科学研究所急需的器材，并得到约10克放射性标准镭源。约里奥·居里让杨承宗传话给毛泽东：“你回去转告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家……”回国后，他辗转将此话托人带给了毛泽东。
近代物理所迁到中关村后，杨承宗被任命为放射化学研究室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两个研究室的主任。原子能楼东面也建成了独立的小楼，他在此设计了新中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室。
而“英杨”杨澄中则与赵忠尧一起领导了中国第一台静电加速器的研制，负责指导了碘化钾（铊）等闪烁晶体的制备，负责中国第一台高压倍加器的研制，并创建了兰州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回国后，担任宇宙线研究室主任。他是我国宇宙线研究和高能实验物理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也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没有喝过“洋墨水”的于敏，被钱三强大胆引荐启用，成为了中国国产的第一号专家。于敏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此后他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
物理所“英雄榜”单上的人名，都在共和国的科学史上熠熠生辉。从这栋大楼里走出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于敏和陈芳允；走出谢家麟、于敏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走出大批泰斗级院士，包括科学院院士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赵忠尧、汪德昭、张文裕、于敏、邓稼先、陈芳允、陈佳洱、朱洪元、李正武、杨澄中、肖健、何祚庥、何泽慧、王承书、金建中、唐孝威、黄祖洽、谢家麟、戴传曾、吕敏、李德平、胡仁宇、王方定、夏培肃、方守贤、冼鼎昌、张肇西、张宗烨、柴之芳等，以及工程院院士叶铭汉、陈森玉等。还有我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丁渝、冯锡璋、郑林生等著名科学家。
“所长办公室，说进就进”
“在这个楼里，我们之间不大称呼行政职务，从来没听人喊过所长、院长、部长。”叶铭汉说。
没有官衔相称，不讲行政等级，不过称呼还是大有学问，讲的是学术领域内师长与弟子的辈分，透出互相尊重的亲密氛围。大楼里只有一位被称作“老师”的人，那就是赵忠尧。一来他以前是清华教授，上世纪30年代就在《自然》这种顶级杂志发了有分量的文章，德高望重；二来所里的很多科学家都是他学生，所以都尊称他为老师，也是名正言顺。而赵的学生钱三强和王淦昌则被称为“公”，即钱公、王公。其他很多留洋回来的都叫先生，如谢家麟、何泽慧等。
“看看大家的样子好土，可做的学问都很牛。”柳怀祖说，这些大科学家非常平易低调，衣着朴素，甚至打着补丁，走在外面其貌不扬，甚至不修边幅，但个个都是国际研究前沿的学术大牛。
何泽慧就不爱打扮，头发常年挽成个道姑头，经常穿着一件宽大的褪色旧连衣裙或大褂。搬到玉泉路工作后，和大家一起坐上班的面包中巴，从来不讲特权，不坐小车，经常被别人误认为菜场里的老太太。
彭桓武还有一则轶闻。一次，为了“淘”点工作需要的零件，彭桓武到前门的旧货市场“拾荒”，警察发现此人衣服破旧，专门找寻废旧零件、电子管，形迹可疑，竟把他带到派出所进行盘问。当被问在哪儿工作时，彭桓武回答：“我是原子能所副所长。”警察不信，直到打了电话，所里派专人来接，才查明真相。
虽然科学大师为人平易，但治学却非常严谨。在这栋楼里工作了十年的柳怀祖，经常回忆起他的老师丁渝。这位李政道的电磁学实验的老师，实验物理的大家，经常耳提面命教导学生：“实验物理学家必须在实验室里经常敲打。”
丁渝对分到他身边工作的大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柳怀祖等人就被安排到工厂“敲打”：吹玻璃、锉零件、开车床、焊接真空箱、抽真空等，每周都要去地下室或大车间，干两三天活。丁渝自己也深入车间与工人师傅一起，什么脏活、累活都干，经常是一身油污，满脸汗水，没有一点专家的架子。所里给他分配办公室，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实验室就是办公室”。他和学生们常常在实验室里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有年除夕，他竟忙得忘了回家吃年夜饭。
柳怀祖记得，有一次学生们在办公室背对着门口议论老师管得太严，殊不知老师正好过来站在后面。当大家回过头来，一个个傻了眼，无比尴尬。老师听完后也不在意，并不计较，不过该严的时候还是继续严。他所在的谱仪组每周开会，学生汇报每天工作，老师挨个点评。每个组都这样，研究小组之间也相处融洽。
原子能楼里的科研人员最大特点就是有学术讨论的良好风气。这里也成为民主平等的学术佳苑。“法杨”学生杨绍晋回忆说，每逢星期四下午，在三楼阶梯教室会有个研讨会，备有咖啡、点心。研讨会邀请一个主讲介绍自己最有心得的一项工作，大概半个小时，然后大家讨论、提问。这样互相启发帮助，既可以彼此了解最新的工作进展，还能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研讨会敞开大门，谁有空都可以参加。不过，到1958年，这种学术研讨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而遭到批判，随后就消声匿迹了。
所长钱三强满怀着自力更生的信念，铆足了劲带领大家苦干，但是，他提意见也非常直率，不会拐弯抹角，心里有话就说，有时不免发一阵脾气。何泽慧说他是“不懂政治的科学家”。可是人们更看到了他的那种“科学家可爱的书生气”。每逢年节，钱三强会到各个研究室给大家拜年。所长的家也是对同事开放的，一遇节假日，钱何夫妇还会在家准备糖果，招待大家。
“钱所长的家和办公室，（谁）想去就去，说进就进，不像现在有秘书挡驾。”叶铭汉回忆往昔，感慨系之。
“老母鸡下蛋，孵化出七八个研究机构”
1955年，在北京西南的房山县坨里地区兴建了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新基地，代号“601厂”，1959年改为“401所”，仍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名称。1958年坨里基地建造好后，物理所更名为原子能所。中关村部分就不再发展了，称为“一部”，静电加速器和电子直线加速器，放射化学暂时留在“一部”；坨里部分为“二部”，重心转移至此。1973年，“一部”改建为高能物理所，逐步搬迁到玉泉路现址。到了上世纪90年代，静电加速器停止运行，电子直线加速器和放射化学部分全部搬离中关村。
1974年，生物物理所等入驻原子能楼。1990年，原子能楼变为微生物所的北楼。不过在原子能楼内，为家住中关村的生物物理所老所长、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贝时璋保留了办公室。他曾兼任原子能所七室主任，负责放射生物和卫生防护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也是守望原子能楼的最后一位老一代科学家。
原子能所这栋大楼，成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从这里分裂、衍生出了许多核科学研究机构。
在科学院系统内，1957年，杨澄中带着部分人员和设备，组建了兰州物理室，后发展为兰州近代物理所；陈芳允、黄武汉等调出筹建电子学所；夏培肃等调出筹建计算机所。1962年，张家骅带领同位素应用研究室和电子静电加速器组与上海理化研究所合并，成立上海原子核所。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原子能所“一部”的基础上成立。1978年，理论物理所成立……
至于在国防研究系统，有关原子能研究衍生的科研机构就更多了：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华北辐射防护研究所、华北605所……这些院所大都从原子能所“裂变”或由此楼的研究人员开创。
原子能所枝繁叶茂，在全国“遍地开花”。
为此，钱三强形象地比喻为“老母鸡下蛋”。
“老母鸡的作用还在其他领域有所体现，不仅派生了电子学、计算机学等，还包括辐射防护、核医学等等，很多学科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张志尧举例说，很多医学、农业领域的研究人员在此参加了“同位素应用讲习班”，回去后就能开展应用，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例如协和医院的放射医学发展就曾得益于此。
按照周恩来的批示，研究所还有计划地抓人才培养，协助北京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支持清华大学创办工程物理系。此后，还帮助中国科技大学筹建了近代物理系。
“原子能所是‘满门忠孝’”
1955年，党中央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钱三强担此重任。钱三强身兼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二机部副部长。不过名义上是双重领导，学术上仍以中科院为依托，叫做“出嫁不离家”。他家仍住在中关村14楼，邻居经常可以看见，早晨有轿车把他接走，却很少见到他晚上什么时候回来。
1960年，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中央要求二机部、五院和中科院要“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把“两弹一星”搞上去。中科院二话不说，不仅支援一批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把原子能所成建制地划给二机部。
原子能所最优秀的人才都被推荐到核武器研究部门，有人称在中国研制 “两弹”的进程中，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
钱三强曾对所里同志说：“要顾全大局……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还是我的……好的人才输送出去了，年轻的就很快地自然成长起来。就像割韭菜一样，一茬接着一茬……”
最先投身原子弹研制事业的是邓稼先。年仅34岁的“娃娃博士”义无反顾投入原子弹、氢弹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960年，钱三强向二机部建议，推荐王淦昌、彭桓武到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科学技术带头人。这两位学术巨擘本来都可以在自己所熟悉的学术领域有所建树，但他们的回答都是坚定干脆，彭桓武的回答是“国家需要我，我去”，王淦昌的回答则是“我愿以身许国”。
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第一个分离铀同位素用的气体扩散工厂面临严峻形势。该楼另一名巾帼英雄，张文裕的夫人王承书也是海归科学家，她本是从事热核聚变理论研究，但为了国家利益，毅然接受自己从未搞过的铀同位素分离工作，隐姓埋名直至逝世。
为了提前部署氢弹研究，钱三强任用黄祖洽为“轻核理论小组”组长，开展氢弹的理论预研。为了加强原子弹和氢弹预研工作的联系，他又接受安排，分出一半时间在核武器研究所兼职。黄祖洽、于敏等研究人员先后到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对氢弹的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
“法杨”杨承宗1961年担任二机部五所的技术工作所长。由于时间紧，连调令都没有，他就走马上任。而由于其涉及保密，他做的也是青史留名报上无名的工作。
这样的故事不一而足。1959年至1965年，原子能所有关研究室、组，成建制地调出去，输送给外单位的科技人员就达到914人。
除了人才贡献，原子能所还直接服务于国防具体业务。地球物理所科研人员只要看见旁边的原子能所有戴皮帽、穿军衣的战士过来，就猜又有重要秘密任务了。“其实，战士是把核爆炸的样品从基地送来给我们测定后再押送回去。”张志尧说：“所里的人员经常做原子弹、氢弹燃耗测定等有关的基础工作。”
在苏联撤走在华专家后，原子能所科研人员攻克了六氟化铀生产、点火中子源研制、核爆燃耗测定、氢核理论研究、核数据测量和验证等道道难关，为“两弹”成功研制作出重大贡献。
“我们天天在干什么？”杨绍晋说，当时年轻人经常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回答是：“我们在‘蒸馒头’。”
“我们看到‘两弹一星’的成果，这好比大大白白的馒头，挺好吃，但发面、起劲、揉面谁来干？人们往往看不到，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无名的基础性工作。”杨绍晋说，“围绕国家任务，我们所人员无条件支持，点谁给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原子能研究每个领域的原始创始人，往往都是从此楼走出去的。”
“要说我们所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工程大成果，好像也说不上来。”叶铭汉说，“人才都出去了，成果在外，但原子能研究的起点在这，而且这个起点起得很好。”谢家麟的学生顾孟平也认为：“中国科技发展的第一步棋在这里下得很好，规划得也科学。”
中科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业把这座楼称之为“共和国科学第一楼”“中国核科学的发祥地”“中国原子弹的起点”。也有人说它是“中国加速器的摇篮”等等。
不过，在如今，在资本疯长、互联网公司logo层出不穷、财富故事轮番上演的中关村，它似乎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和落魄。
“请历史记住他们，我们应该不要做或少做让历史‘忘记’他们的事。原子能楼是唤起人们历史记忆的最重要的载体，也请历史记住这栋楼。” 樊洪业说。
前不久，曾在这栋楼工作的老人又聚在一起。大家问起还有哪个同事、哪个院士到哪儿去了、身体可好？回答是“已经去了”“都在天上了”。接着是一片唏嘘。
是的，人已去，楼已空，鲜活的往事被岁月的尘埃覆盖，生动的记忆将被时间风干。在那些岁月做了那些事的人，以及深情怀念的后辈们，在天上和地下，正回想着这栋楼的“前世”，更关注这栋楼的“今生”！
（本文部分史料来自《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风干的记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钱三强与中国原子能事业》以及樊洪业相关研究文章。《民主与科学》原主编孙伟林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罗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