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The Bell Conference在2012年首次成功举办，本次举行论坛为第五次。论坛每年参加人数规模500多人，包括韩国政府有关人士、三星、现代、LG、SK等大型集团高管、重点金融机构高级人员等在韩国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本次出席的嘉宾还有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The Bell代表等十多位。韩国主办方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找出中韩两方实际性的合作以及投资机会，特别是让韩国企业/投资者深入了解中国各行业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以及合作/投资机会。以下据现场速记整理，演讲全文如下：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及新兴领域合作机会
——在韩国首尔中韩经济论坛的演讲
（2016年5月20日，首尔）
著名经济学家 宋清辉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来自中国的深圳经济特区，很高兴在韩国首尔与大家相识，以下是我的演讲内容。演讲的标题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及新兴领域合作机会》，演讲分为四个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谈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稳中有忧
2016年2月份，2015年中国GDP为6.9%这个数字披露之后，可能包括在座的各位韩国经济界、商界同仁都感到了恐慌，虽然这种恐慌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些数据只代表过去。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相比，6.9%的GDP成绩单还是很不错的，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1975年GDP总值为3016.63亿元，而2015年GDP总值为67.67万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这40年里中国GDP上涨了233.33倍，年复合增长率为14.49%，这种高超增速几乎没有几个经济体能打破。
虽然资本市场的一些投资人士会总是将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指标，但中国政府不会再片面追求GDP的具体增速，只要在合理区间、经济发展大势没有改变，他们都认为属于健康的经济形势。
韩国的有些同仁可能有时候不会密切地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但或许会关注中国的A股。目前，中国的A股里面的一些上市公司已基本上涵盖各行各业，因此中国A股上市公司业绩情况可能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整体面貌。我们从A股上市公司2015年年报和2016年一季报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整体上属于回暖态势，中国经济正在企稳复苏。
具体而言，第一点，A股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情况较为乐观。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增速，已由2015年第三季度同比的-11.8%提升至第四季度的-11.1%，再提升至2016年第一季度的-1.9%。第二点，传统行业发展乏力，新兴消费行业快速成长。以文化、旅游等为代表的新兴消费行业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新亮点。文化
传媒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0%，旅游、酒店行业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27.6%。第三点，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经济表现突出。互联网行业相关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速达105.66%。第四点，新能源汽车业绩开启“快跑”模式。新能源汽车行业在2014年增长的基础上再次获得较大突破，2015年净利润增长147.83%。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中国“十三五”期间，中央国家机关一半公车将是新能源汽车。
在中国宏观经济企稳的背后，还有一些隐忧。2016年第一季度A股上市公司收入与利润的回升与净资产收益率（ROE）持续下降的矛盾则说明，中国的企业正通过不断的资产扩张来维持收入与利润的增长，但是资产扩张的效果是边际递减的，因此始终无法带来盈利能力的同步提升。据清晖智库统计，2015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及2016年第一季度A股上市公司整体ROE分别为10.1%、9.8%和9.1%，呈逐步下降的走势。若剔除金融企业，2016年第一季度平均ROE则会突然降至6.5%，与发达国家10%左右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经济弱复苏的背景下，ROE的回升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A股ROE的回升需要有效地去产能和通过改革带来效率的提升。
5月19日我从中国大陆来到首尔之后，在与韩国商界同仁交流的过程中，我发觉韩国商界同仁对刘易斯拐点、亚洲主要国家结构调整方面的问题有很深的理解。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我谈一下自己对这三个问题的看法。
显而易见，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显端倪，主要表现在农村富余劳动力枯竭和沿海用工短缺等方面，在西方经济学看来，进入刘易斯拐点后，中国的经济奇迹可能会结束。我认为，中国经济遭遇刘易斯拐点之后，传统增长模式或会难以为继，传统制造业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并对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带来一些挑战。当然，刘易斯拐点危中有机，它会倒逼转型升级。在转型压力下，中国各级政府正在采用土地、财政、税收等手段，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例如鼓励企业加快信息化自动化的发展，利用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力等。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亚洲主要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模式上有何特点：
首先是日本偏向于满速度，但是对经济上冲击却比较慢，效果不太理想。日本的国内形势很复杂，脆弱的“安倍经济学”亦难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经济衰退趋势，若日本不能够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日本的结构性难题就仍然存在，结构调整也成为安倍经济学成败关键。
其次是韩国偏向于激进的模式，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不确定性也比较大，例如韩国出口减少、经济萧条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影响较大。我认为，韩国的结构调整要想取得较为显著的效果，需要通过从根本上进行制度变革(劳动改革、就业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调高经济增长的预期。
最后是中国的结构调整起到明显的效果。中国政府把增长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并加大了结构调整的力度，向中高端方向进行结构调整，例如大力发展服务业，新经济的增长在明显加快等。当前中国“新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从体量来看，尚无法动摇传统经济的支柱地位，对传统经济、旧动能的改造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中国有些地方政府中的部分官员仍对传统经济“情有独钟”，他们在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的双重惯性之下可能会重新加大对传统经济的扶持，而放弃对“新经济”应有的支持。
各位可能都知道中国有一个热词，叫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到底该怎么改？可能是大家感兴趣的两个问题。中国政府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原因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解决的深层次的经济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而不是政府调结构。
首先，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一个公式来描述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内在的含义是：政府通过用强力改革的办法去推进结构调整，减少低端和无效的供给，扩大中高端和有效的供给，藉以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通过重组整合使其退出市场，使供给体系能够更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中国经济当前运行中面临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个性化、高端化、多样化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中国供给侧出了大问题，主要表现在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中国的国民来国外旅游的时候，热衷于“爆买”化妆品、奶粉、净化器等等，而中国国内生产的钢材每斤价格与大白菜差不多，与此同时，特钢却需大量从国外进口，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前行的一个重大包袱。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国有“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方式，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次，供给侧改革到底该怎么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工程。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为了短期内刺激经济的手段都只会让经济昙花一现，只有扩大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需求，从“病根”入手慢慢调养生息，才能促进中国经济有条不紊地健康发展。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怎么改，在中国国内依然是很宽泛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可以简称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15个字请大家记一下，这是中国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对僵尸企业的处置，化解房地产库存，防控金融风险，降低企业成本和补充供给短板等具体方面。
简而言之，供给侧改革就是对症下药，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供给侧改革是中国“十三五”期间经济改革的一个重心，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变革的重点正由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它对中国经济“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时间都具有重要影响。
关注中国经济较多的韩国同仁可能会发现，自1981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过很多类似的提法，最近三年的提法分别是：201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新经济”；2015年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4年则提出了“引领经济新常态”。不同提法的共同核心都是创新和提高社会效率，同时，每年的提法对中韩投资者来讲也是该年度的投资的机会。
第二部分、中国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投资机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分别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就供给侧改革投资机会而言，也可以从这五大任务里面去寻找。五大任务中，去产能被放在了第一位，可见其重要程度。
去产能使得煤炭、钢铁、化工、有色、建材等行业并购机会增加，并购重组使得行业集中度大幅度提高，企业利润提升。供给侧改革是2015年、2016年的政策主线，其中化解过剩产能是重中之重。当前，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借鉴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产能去化过程中的经验，去产能的胜算率较大。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入深水区，去产能的不利影响也正在显现，例如就业市场压力增大，农业户籍人口的失业率上升，短期失业人员比重较大。据清晖智库统计，2016年第一季度用工需求量萎缩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传统加工制造业、能源行业、快速消费品行业、大型设备/机电设备/重工业等，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不足，用工需求同比降低10%左右。
去库存可以有效地降低房地产企业风险，投资中国的房地产仍有较大的机会，房地产仍是中国经济支柱产业，会持续很长时间。中韩两国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不良资产处置基金和商业地产并购基金的形式，关注中国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带来投资机会。当前，中国许多传统行业处于周期底部，不良资产和商业地产存量资产的周期性机会已经显现。中国的去库存举措已经见效，房地产市场回暖较为确定。
机会总是与风险相伴。去库存过程中的最大风险，就是货币过度放松和区域性资产价格泡沫。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区别对待措施，如实施限购等，但事实上，靠楼市限购降房价很难，因为楼市限购增强了投资者的心理上涨预期。2015-2016年中国的一线城市仍大涨，并有蔓延至中国二线城市的趋势。
去杠杆有助于互联网、医药医疗、新材料、休闲服务等新兴领域的投资机会脱颖而出。根据供给侧改革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的现状，潜在的投资机会主要来自于股权融资领域的新兴业态。与此同时，去杠杆也有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高杠杆延续了2015年股市高杠杆和2013年非标高杠杆。债券市场杠杆高企引起监管层注意，监管不确定性较大，一旦去杠杆趋势形成，可能引发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和估值下跌的压力。
降成本被列为2016年中国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一，降成本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改善它们的投资意愿，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活力。也只有让微观主体有活力，经济才能获得更加持久的发展动能。对投资而言，降成本可能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的投资机会：第一，降成本可以改善企业盈利状况。第二，降成本将催生巨大的原材料替代和新增需求，从而给上游企业提供发展机会。
补短板就是给供给侧改革做“加法”，即针对中国当前供需失衡，补足供应短板和进行产业升级，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增加有效供给。一只木桶到底能装多少水，要看它最短的那块木板，木桶效应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最薄弱的环节是决定中国经济整体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基地，但是却面临着一方面低端产品大量库存积压，另外一方面芯片、大飞机等高端核心技术能力却相对缺乏的困境，严重的供给结构失衡日益凸显出来。亟需通过扩大有效供给不上这块短板。
不仅如此，跟民生紧密相关的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短板现象特别的突出。由于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教育服务供给不足，老百姓不但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且孩子们还面临着上学难问题。对中韩资本而言，中国国内的医疗、养老、教育、高科技、影视传媒等行业投资机会值得关注。因为中国的这些短板已不单单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中韩资本联手是在造福于两国人民。
韩国的国土面积仅仅与中国的一个江苏省相差无几，却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韩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发达的国家之一，制造业占据着韩国国民经济的重
要地位。韩国三星、LG、SK、现代汽车等让“Made in Korea”丝毫不逊色于“Made in China”。韩国的造船、汽车、电子、化工、钢铁等领域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随着不断崛起的中国制造业和复苏中的日本制造业的双重“夹击”下，韩国制造业发展、增长乏力，面临着竞争力下滑的巨大挑战，因此亟需寻找新的发展战略。当“中国制造2025”与“制造业创新3.0战略实施方案”进一步深度融合的时候，中韩合作一定能成为中韩两国国企业共赢的大舞台。
中国广阔的市场值得在座的韩国同仁期待。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已经把创新驱动上升到国家战略，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2013年起，中国政府就从资金、政策等方面加大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投入。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中国的最大投资机会主要就集中在七大新兴产业方面。与此同时，“中国制造2025”未来升级潜力非常巨大，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2025”才刚刚开始。例如在工业机器人市场，与工业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韩国、日本和德国差距很大，不足三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可见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巨大潜力。
“走出去”和“引进来”在不管是中国还是在韩国，都是有意义的事情，资本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走出去比引进来的意义则更大。就韩国而言，韩国国内市场非常小，只有通过向外竞争才能取得长远的发展，因此韩国的产业政策也是积极地鼓励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竞争。通过竞争，韩国企业才能够自发改进和提升生产效率的组织方式等。中国企业走出去则有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和经济鼓励措施，中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在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提供保险和贷款融资方面的大力协助，这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此外，在中国国内，设立有很多试验区，有一些面向韩国的创新业务在试验区内先行先试，中国各级政府更是鼓励出口市场在韩国的中国企业到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等。
第三部分、中韩自贸协定下的投资机遇
中韩自贸协定是迄今为止，中国对外签署的覆盖议题范围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在一定程度上令中国消费者在涉韩消费上获得了实惠，企业也获得了海外市场扩张的机遇，这是利；内需拉动因海外产品的引入受到影响，企业也在商业竞争中要迎接外部挑战，这是弊也是机遇。
数据显示中国2008年对韩国的逆差额为382亿美元， 2013年的贸易逆差额达到了919亿美元，2016年的贸易逆差额为469亿美元。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长期存在对中国而言是优势，在这种背景下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非是为了解决逆差问题，而是为了实施更高层次的战略。
我此前多次撰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制造业的强大，综合整体来看，中韩两国有较好的地理位置，两国之间的产业链有所不同，能够形成较好的优势互补。在中韩自贸协定的背景下，中国可以从韩国引入相关的产业链技术和设备，完善各种行业的上中下游产业链，从而促进中国实体产业、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继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在这种战略下，中韩经济都会因此得到支撑，在中国经济增速乏力的情况下，两国之间的产业链整合有助于中国经济缩短筑底周期。从更高一步的战略来看，
中韩自贸协定也是对中国产业链逐步完善的一次重要试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也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全球产业链发展铺好发展道路。
此外，由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自贸协定因为各种因素未能达成一致性意见，因此一直没有出现实质性进展。在中韩两国达成自贸协定并已经实施的背景下，被“孤立”的日本应该会加速与中韩两国的谈判，并有可能在更多的范围中妥协，对三国之间的贸易协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实际上，自由贸易协定的实行，不会是只是关注贸易，会通过贸易加强对科教文卫等领域的相互合作，促进中韩两国各方面的积极发展，长期有利于两国经济和各个领域的健康发展。
在发展贸易往来的同时，中韩两国的金融合作范围越来越广，人民币业务、债券市场、资本市场等合作已经展开。尽管韩国货币并非世界货币，但人民币业务方面的合作有利于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以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随着金融合作的进一步升级，韩国资金也会进入中国寻找各类投资机遇，其中就包括投资中国的中小微企业，也有利于再度缓解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而且，中韩两国专门设置了事前磋商机制，以此应对投资者与国家的投资争端问题，可以通过两国金融主管部门就争议开展磋商，有助于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分歧。
从整体来看，中韩两国实现自由贸易还将为两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推动东亚的经济发展并为多国企业带来更好的发展机会。对消费者而言，关税的下调令中国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韩国家电、日用品、服装、鞋靴等产品，韩国消费者也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中国产品，这种消费将在降低贸易成本的同时，创造更大的共同市场和更好的商业环境，为人们带来的实惠。
从当前情况来看，已经实施的中韩自贸协定暂时还没有让我们的生活发生太多变化，但各种机遇已经浮现。一系列的优惠措施能够让更多的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进入市场环境、金融环境都相对成熟的韩国，进一步推动出口和直接对外投资的发展，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利益共同体中率先熟悉海外市场，试水中国企业未来的国际化。
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之后，中国未来必然会和更多国际影响力更强的国家以及经济体，签署覆盖议题范围更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更大的自贸协定。这也表示在对外不断开放的背景下，中国涉及对外贸易的行业、企业将在未来有着较好的发展机遇，与外贸相关的金融服务等工作也会成为未来的热点行业；另一方面，未来必然将有更多的海外人士因受惠于各种自由贸易协议进入中国，因此相关的涉外服务业务也将逐渐因海外人士的增多而拥有更多空间。
第四部分、中韩新兴领域合作迎来春天
中韩资本合作不仅仅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方面，新兴领域内的合作同样是阳光明媚的“春天”。2015年12月20日，《中韩自贸协定》生效，以此为开端，中韩形成了一个总人口超过14亿的巨大市场。随着中韩自贸协定的逐步落实，将给两国经贸往来和企业发展带来更多利好。在这个巨大的市场里面，中国有大量的财力资源、韩国有先进的技术，应该说两国战略合作的空间巨大。中韩双方完全可以发挥各自优势，拓展新兴领域合作，以增强中韩两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孕育出亚洲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中韩两国的政府、企业都要关注新兴领域。特别是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和东北三省，这两个地区都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两国资本可以考虑以此作为核心平台，在通讯、物联网、电子信息、生物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领域方面进
行更加深入的合作。
中韩两国经济关系互补性很强，目前也是中韩经贸投资的“蜜月期”，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给中韩合作提供一个可持续的投融资市场。相信两国的友好关系无疑将为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为人类共同繁荣作出贡献。就资本方面而言，用贵国郑淳元先生(大富配天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副董事长)的话来讲，就是中国体制有很多好处，相对适合资本做长期计划。韩国目前已进入低增长时代，日本已经失去了20年，韩国需要增长，中国需要升级，两国文化的共同基础也有，只要门当户对就可以结婚了，“混血”能够提高合作成功的概率，双方优势互补就可以把蛋糕做大，然后就是合理合法地分成蛋糕。
“十三五”期间中韩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合作，若韩国的中间产品、配件类的企业，能够进入中国跟中国当地企业进行合作，将会极大地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水平。韩国制造业有很多技术都可以直接运用到中国制造业上面。包括中国经济特区的开发、资本市场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有中国制造2025。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韩国三星对中国的贡献极大，在中国的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三星半导体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目前已形成产业集聚效应，预计三星在今年内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可能还将会进行第二阶段投资。
韩国的三星在这些方面是其它跨国企业的典范，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目前，三星在中国基本上形成包括研发、生产、销售等完整的产业链条，业务涉及电子、重工、化学、金融等众多领域，三星已经变成非常成功的中国本土化企业。同时，三星也是中韩两国产业友好合作的典范，不只是在中国生产好的产品，而且还把可持续发展、共享发展理念等带到了中国。
我知道，虽然中韩两国间随着自贸协定的签署，打开了全新的机遇，最近很多韩国企业都特别愿意跟中国企业愉快合作，与此同时可能也会有一些担心，在中韩自贸协定签署前夕，据韩国媒体报道曾经进行过一项调查，显示近半数的韩国中小企业认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在于对于中国市场的不了解。我认为这是由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很多偏见和误解，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能够让韩国的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投资机会有一些了解，有机会欢迎到中国实地去考察。中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乐土，密切关注其变化趋势的都将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The Bell主办、Chinese Venture联合主办的这次“中韩经济论坛” 非常有意义。中韩两国现在处在建交以来最好的阶段，两国都需要不断通过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本次中韩经济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两国经济领域的友好合作架起了一座桥梁，有利于两国产业合作，希望韩国企业能够在中国寻找到更多的投资机会，未来五年是中韩两国产业投资合作的最佳时期。
总结：中韩在新兴领域合作进入提速期
综上所述，“中国资金+韩国技术”有望成为中韩经贸合作新模式。与此同时，韩国企业需要拥有与时俱进的智慧，充分利用中韩自贸协定带来的机遇，加强在战略新兴领域内的合作，通过双方互信了解和经贸往来，积极应对来自世界市场的变化，提高中韩两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价值和地位，推动中韩两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责任编辑：罗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