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转型的一条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改革来重构新平衡。推进供给侧改革,三项任务最为迫切: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去除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改革,激活生产要素,实现优化再配置。
●推进供给侧改革并非意味着可以不顾需求管理,供给和需求始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去对冲供给侧改革的收缩效应,可以为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供给侧改革的很多内容,是与需求关联的,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
●要在增长动力和转换发展方式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稳定增长中逐步化解过高的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因此,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根本途径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日前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协办的长安讲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将从多维度开启新一轮转型”的主题演讲。
王一鸣表示,今年下半年有望成为经济阶段性底部,但经济触底也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劲的回升,未来经济运行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推动新一轮的转型。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根本途径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需要新一轮经济转型
王一鸣表示,经济持续下行有需求不足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需求已经发生变化,而供给跟不上需求变化。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供需错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供需结构错配,矛盾主要在供给侧。因此他认为,再简单用过去扩大投资办法来化解供需矛盾,投资的边际效应就会明显递减。再用老办法稳增长,不仅投资效率会继续下降,债务杠杆会继续攀升,还将增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短暂回升后继续下行的态势。
王一鸣表示,目前经济增速放缓,探底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投资要逐步探底,第二在去除过剩产能方面要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三就是新动力要抵消旧动力的衰竭。目前,房地产、汽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依然很大,但相比较以往,扩张速度放慢了,而服务业等新型服务部门在加快扩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这些新的力量应该更加快速成长,来抵消部分旧动力的衰减。
综合各方面信息,王一鸣判断今年下半年有望成为阶段性底部,但他同时表示,经济触底也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劲的回升。
王一鸣认为,未来经济运行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杠杆率攀升。其二,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有泡沫风险。其三,结构性失业问题进一步凸显。其四,南北经济分化明显加剧。
从全国态势看,王一鸣认为需要推动新一轮的转型。新一轮转型需要在提升产业链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主旋律上,以体制改革为条件,以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为标志,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十三五”时期是转型的重要窗口期,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也是转型压力,因此经济下行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供给侧改革和重构新平衡
王一鸣表示,新一轮转型的一条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改革来重构新平衡。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明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一方面供给侧是主要矛盾,另一方面需求侧起的是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可主次不分。
根据王一鸣分析,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三项任务最为迫切:其一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去除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其二是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其三是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改革,激活生产要素,实现优化再配置。
对今年推进供给侧改革的五项主要任务,王一鸣也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观点。
其一,去产能。去产能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调整,加之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滞后,在操作中面临诸多难题。需要探索用市场化的办法促进去产能,因为只有完善的市场机制才能发现最优的产能水平,而且最优的产能水平也是动态变化的,很难通过学术研究去发现,也很难通过下指标的方式去除产能。
去产能一定要与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因为僵尸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要下决心处置僵尸企业,切断外部输血渠道,加快破产清算程序,改变市场观望情绪。去除僵尸企业的基本原则是“保人不保企”,采取再就业培训、政府公益性岗位吸纳、内部转岗、停薪留职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妥善安置下岗职工,通过国家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实施债务重组,实现结构调整。
其二,去库存。去库存应该更有效地与城镇化结合起来,而不是通过增加流动性和加杠杆的办法。此外,去库存要因城施策,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在控制住房需求释放节奏的同时,适当调增新城市功能区住宅用地的供给规模,三四线城市适度控制土地供给规模,降低交易环节税收,促进消化房地产库存。
其三,去杠杆。去杠杆共识度已经有所提高,但目前还缺乏总体战略安排。近年来,我国杠杆率快速上升,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增长绩效和企业利润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过度扩张债务杠杆的风险在逐步积累。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已有30多只债券发生违约,其中不乏过去被认为很安全的国企债券,商业银行呆坏账水平也连续15个季度上升。建议积极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探索市场化的债转股,建立全国性不良资产交易平台,发挥价格发现作用,积极利用地方股权转让市场加快企业破产资产的处置。
其四,降成本。要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继续精简各种行政审批前置中介评估项目,推进中介与政府部门实质性脱钩,缩短行政审批和中介评估时间,降低收费,提高实效。同时推进政府信息统一平台建设和共享,加大市场监管力度,降低企业市场交易成本。
其五,补短板。各级政府对补“看得见、够得着”的短板都高度重视,力度很大。但与此同时,影响制度供给的“软件”短板矛盾突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尚未建立,失信惩戒和诚信激励的机制不健全。
王一鸣表示,推进供给侧改革并非意味着可以不顾需求管理,供给和需求始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引导市场预期,供给侧改革重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中长期持续增长动力。供给侧改革会形成一定的收缩效应,需要需求管理去对冲。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去对冲供给侧改革的收缩效应,可以为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进而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反之,供给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比如补短板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建设城市地下管廊、停车场、充电桩等,都会扩大投资需求。去库存中,棚户区改造货币化,住户可以到市场上去购买存量房,可以消化库存,还会带来需求扩张。供给侧改革的很多内容,是与需求关联的,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
新一轮转型要多维度发力
王一鸣表示,从更长期观察,新一轮经济转型要从多个维度展开。如果“十三五”时期能够稳定发展,转型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今后一个时期,仍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增长动力和转换发展方式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稳定增长中逐步化解过高的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因此,王一鸣认为,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根本途径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其一,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在国家层面,应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航空发动机、量子通讯、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深海探测、新材料、脑科学等战略性领域,按照国际标准建立一批重点实验室,实现战略性突破;在产业层面,则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在社会层面,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活力。特别要在体制上营造激励创新和公平竞争的环境,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支持发展创投、风投、众筹等新型融资工具,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其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条件下,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中高端技能培训和中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成为经济转向高效增长的基础。今后一个时期,大量毕业的大学生、职业教育和技能毕业生和海归留学人员,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向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转换、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了条件。建议,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
其三,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进入新常态以后,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继续“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要提高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就要加快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同时在体制上,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
其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并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投资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多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今后五年,要有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成为新市民,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应该建立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用地指标和预算内财政投入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三挂钩”机制;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其五,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今后五年应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实行大气、水、土壤的污染防治计划,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在制度上,应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检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其六,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在“引进来”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建设自由贸易区网络和区域金融共同市场。此外,也应从体制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并有序扩大服务业领域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责任编辑:胡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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