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全球经济90%、占全球贸易80%的G20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讨论决策,将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走向。7月23日,在四川成都开幕的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吸引着全球的瞩目。因为,这次会议,将在前两次会议达成结构性改革共识基础上,化身“行动派”,重在提出落实政策的举措,并力求克服改革遇阻形成的“拖延症”。
作为大会的重头戏,23日上午召开的税收高级别研讨会,就是G20层面首次举办的税收专题研讨,而且“干货”颇多。如何使国际税收合作更加公平高效、如何发挥税收“溢出”效应促进创新驱动、如何增强税收确定性拉动贸易增长……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各国财长和国际经济组织代表纷纷表示,G20将在完善全球税收治理上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建立公平高效的国际税收体系,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有力保障。
建立公平高效的国际税收体系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转型的关键时刻。
“G20国家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凝聚政策共识,引导市场预期,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与透明度,增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营造政策环境支持关键领域结构性改革,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税收是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经济规则协调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品生产模式、企业组织形式、国际贸易模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有国际税收秩序面临严峻挑战。“G20各国应探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促进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对此,楼继伟提出四大主张。
一是密切关注全球税收发展动向。“G20各国应当站在全球高度,加强对税收领域的战略性、宏观性、机制性问题的研究,确保各个经济体实现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楼继伟说。比如,继续推动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计划和税收情报交换的落实工作,有效打击国际逃避税;在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推动进一步完善国际税收制度体系等。
二是不断深化国际税收合作。在坚持已有税收合作机制的基础上, G20各国应思考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开展国际税收合作。楼继伟进一步分析表示,如消除税收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税收歧视,减少税收不确定性;再如,减少国际间双重征税,防止互不征税,有效遏制逃避税,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扫清障碍。
三是持续加强税收能力建设。“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税收征管能力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自身税收能力不足的情况,加强发展中国家税收能力建设对于推动全球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楼继伟提出建议,第一,G20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税收政策领域技术援助,有效整合项目资源,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税收能力。第二,要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税收规则中话语权,持续加强国内资源动员能力,增进社会福祉。
四是合理运用税收政策工具。楼继伟阐述说,坚持税收中性的原则,把税收政策的重点放在营造公平的环境、创造公平发展机会上面,在保持财政收入可持续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包容性发展。同时,合理设计税收政策,更有效地促进创新,促进新型业态、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能。
发挥税收“溢出”效应促进创新驱动
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之时,各国都希望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创新和创业,让全球摆脱新平庸,实现新的经济增长。
就在几天前的7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再度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2016年将增长3.1%,2017年将增长3.4%。这相比4月再次下调了0.1个百分点。“税收政策的确能够促进创新创业。税收政策要更有针对性,要重点放在创新方面。” IMF总裁拉加德表示,很多人认为,技术创新可以带来新的机遇,但要实现创新的经济效益,需要通过一系列鼓励创新的税收政策来鼓励研发开支,促进创新企业走向成熟等。
楼继伟表示,中国也正通过两方面的努力使税收政策能够更好地支持创新发展。一方面,通过营改增,把金融业、建筑业、物流业等行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不仅有利于专业化的分工,也为创新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另一个是研发所得税加计扣除,中国破除了过去的一些障碍,如政府研发的投入可以作为实施单位的收入,可以作为激励股权,还有一些政策来激励研发机构和研发者,使他们能够获得股权等。
“大家一直以为鼓励创新就是要给予税收优惠,但事实上,税收征管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公平,这样才能减少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楼继伟以中国今年对跨境电商开始征税的改革举例分析,此前对跨境电商税收很低,货物从国外过来比中国国内的增值税还低,这打击了国内相关的研发和制造活动,“这很不公平”。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商务零售额增长28%,实体店零售额只增长8%,也能够佐证这一观点。
“税收政策在支持创新创业的同时,也需要避免政策优惠造成的不平等现象扩大。”拉加德的这一观点,得到广泛认同。
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代理财政部长尚达曼认为,税收优惠政策也需要“门槛”。“对处于初创期的中小企业减税的确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但同时也要对减免额度设定上限,避免出现政策滥用的情况。” 尚达曼表示,税收政策在制定时不仅要关注到中高收入阶层人群,更应该关注贫穷人口。尚达曼特别提到,埃及在进行营改增的过程中把贫穷人口必须消费的商品的税费减除了,而新加坡也通过提供对应发票的形式,减免了这部分商品的税费。尚达曼说,设计好税收制度,才有利于更好地激发创新的活力。
在加大税收政策对创新的支持的同时,与会专家还认为,不能仅仅依赖税收政策。税收政策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与创新相关,但创新是一个涉及到多层面的问题,需要体现政策的多样性。
“通过税收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做起来并不容易。”南非财政部长戈登认为,不能仅仅局限于税收制度改革,他希望能够联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综合改革来提升当前人们对贸易和投资的信心。
楼继伟也提出了一个改革难题:数字经济征税。“一是他们越来越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有既得利益的阻碍,二是对其征税技术上很困难。”楼继伟强调说,要对数字经济征税首先要完善监管。“现在大家希望赋予税务部门很多职责,但税收不能代替监管,监管需要先行跟上,征税才能成为可能。”他说。
加强税收确定性拉动贸易增长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税收政策正成为企业跨国投资的重要考虑因素。但是,各国税制向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加之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需要等,对税收处理的确定性和一致性不断提出挑战。
“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时,我们的出发点是让欧洲公民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确定和可延续的税收政策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欧盟委员会相关专家的发言获得了多方认可。
对于如何建立税收确定性, 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则认为,应注重长效机制的建立,而不只是只看短期效应和追求“立竿见影”。“政府在吸引外商投资中,特别希望税收政策发挥助力作用。这就需要对税制进行革新。”他认为需要加大力气打破国家之间的税收“壁垒”,包括解决双重征税和互不征税等让人“头疼”的难题,这需要通过 G20合作机制,去引领税收改革,更好推动和加强对竞争性刺激的影响。
俄罗斯财政部副部长马克西姆·奥谢金则认为,税收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财政不可持续性。“由于俄罗斯油价降低,财政赤字已经达到3.5%。为了解决这样的不确定性,俄罗斯首先改进市场的可预测性,通过三年计划为政府解决财政、税收问题,并通过加强支出管理。”他说。
“在保证税基一致性和稳定性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往往有弱势群体承担了很高的税负用于补贴富裕人群,这样的风险应该如何避免?”澳大利亚财政部部长莫里森表示,在衔接贫富人群之间税收收入时,该国在政策制定方面更多地考虑到了政策的可持续性。“对于处于初创时期的企业,我们加强了公共服务部门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让这些企业在创业初期不必承担过多的税负,这就需要对处于贫富两个阶层的企业,乃至人群所缴纳的直接税收进行调整。” 莫里森说。
“我认为税收的确定性是确保税收包容性的基石,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的确定性,在促进一国投资增速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据加拿大财政部长比尔·莫诺介绍,加拿大在进行税收政策调整时基于三方面立场:对经济发展不会产生过多影响、确保政策持续稳健、防止后续政策调整过密。为了确保各个企业在社会竞争中的公平性,加拿大注重增加预算和税收的透明度,对特定税种,通过公布草案的形式听取民众的意见,在税制调整中,避免“一刀切”现象出现,确保税制改革的平稳过渡。
(责任编辑:李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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