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交易成本调查：种类繁多 暗藏“灰色地带”

　　调查中，多家企业反映，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措施降低企业税负，特别是“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实实在在减轻了企业负担。但在一些地方，税收并非按企业实际经营状况收缴，而是由税务部门年初定指标，分配到各个企业，这就使减负变了味儿。

　　“中央和地方都说要给企业降成本，可一些税务部门的任务指标一点不见减少，你说这企业的税收负担有可能降下来吗？”河南一家服装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要缴多少税，一些地方税务部门年初就定好了，基本上是根据“背的”收税指标确定的，说是年末多退少补，但从没退过钱。

　　“我们一直照章纳税，怎么还要补税？”去年初，浙江闻泰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忽然接到税务部门通知，要补缴三年印花税。这让公司总经理肖学兵很吃惊。

　　原来，去年起嘉兴地区国内贸易购销合同印花税改为购销双方都要缴。“新闻里不是说国家在给企业减税吗？怎么反倒取消了税收优惠，还得把往年优惠补上？”

　　浙江一家钢铁企业负责人对此也很不理解：“印花税税率虽然不高，但眼下企业日子不好过，一次性补缴三年费用，也要大约600万元，现金流压力很大。”

　　河南一些企业也反映，耕地占用费、租赁费等原来已不收的税费，现在又开始收缴。“地方上专门成立了非税收入管理局，到实体门店来收钱。前年就要求预缴两年的税费。”

　　只要开门营业，至少有15个评估评价要做，花钱又费力

　　“只要开门营业，至少有15个评估评价要做。”河南安耐克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裴国营说。安全、质检、土地、规划、环境、消防、能耗、职业卫生……哪个评估都不能少。过去，评估评价往往由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直接操刀，这两年随着简政放权步伐加快，多数交给了第三方机构。“一开始以为改革后评估检测的负担会减轻。现在看来，不管是政府做还是第三方机构做，成本上差别不大。反正都是前置性许可，不做不行。”

　　“几乎每个月都要做各种评估。”郑州通达光缆总经理助理谢育龙以环境评价为例，企业每新上一台设备，就要新做一次环评，生产线改造也要重新做环评，“甚至一台设备从一个车间搬到紧挨着的另一个车间，也要重新做一次环评。做一次就得几万元，企业真的受不了。”

　　有的评价必须分几步进行，拉长了评价时间，也导致企业重复花钱。一个项目开工前，按照国家关于建设投资项目安全、环保、职业卫生评价“三同时”的规定，仅这三项评价，就要做9次评估。企业必须安排专人跟踪，即使都合格，前后也要有一年时间才能完成。

　　中航光电财务部部长王亚歌算了笔账，2015年企业用于“三同时”的支出达到56.8万元，再算上买设备的评估、生产线改造所做的评价、各种质量检测收费等，一年花了好几百万元。“有些投资项目只是购买计算机软件，不涉及建筑施工，也要交钱做安全、职业卫生专篇设计，实在让企业很无奈。”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太符合实际情况

　　记者发现，一些政府收费项目，虽然师出有名，却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负担。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标准偏高，就是调查中企业反映的焦点问题。

　　根据国家规定，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在职职工总数的1.5%，凡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该比例的企业，需按其差额人数全额征收保障金。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大约有30万名员工，这就意味着其需要安排4000多名残疾人就业。企业在当地很难找到那么多有劳动能力、符合岗位要求的残疾人。

　　鸿富锦主管人力资源的负责人表示，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方面利润率低，另一方面已经为促进就业做出了相当大贡献，反而要支付更高的残疾人保障成本，这种收费标准不太公平。中航光电也算了一笔账，根据洛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计算公式，企业近两年每年支付逾200万元的相关费用，负担不轻。

　　莫名其妙的成本——小企业每年可能要花上百万元维护政商关系

　　调研中记者发现，如果说税费、评估是所有企业呼吁尽快降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那么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往往还要应对一些莫名其妙的成本。下面就来细数一下吧。

　　城市拆迁导致企业“搬家式死亡”

　　河南一家小家电制造企业，因为城市建设规划调整等原因，3年搬了4次家。“搬家就要停产，一边养着工人，一边租赁新厂房。搬进新厂还要重新调试设备，重新评估认证，这些都要花钱。搬家搬得企业遍体鳞伤。”这家企业的董事长夏先生说。

　　搬进新工业园区，又有了新烦恼。新建设的工业园区多是立体厂房，企业仅买一层或几层不可能拿到土地证，导致中小企业入驻后无法到银行抵押贷款。“不花600万元搬进产业园，企业就没有地方开工。可是，立体厂房只买一层就没有土地证，银行就不给贷款，资金又成了难题。”

　　浙江两家制药企业也刚刚经历了搬迁，其中一家药企的财务总监说，“由于搬迁投入、新工厂头两年较高的折旧，以及大幅增加的土地使用税，去年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了不少。企业最怕的就是折腾。”

　　一些质检机构收费不含糊，真需要服务时反倒令人失望

　　调研中记者了解到，工业企业的仪器设备设计检测、化验、计量等需要不定期年检，有的项目每半年就要检一次。不少中小企业反映，由于检验费太高、弹性太大，不得不与“红顶机构”如质检研究院等类似的机构签订年度服务合同。

　　“一项标价20万元的检测，如果企业同意每年购买‘红顶机构’的打包服务，可能这项检测只要10万元；该抽检20种样品，抽一种就行了。如果‘不合作’，任何一级质检部门都可以随时随地去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检查，来一次企业就得花10万元左右。”河南一家企业负责人反映，有时质检机构到企业检查，连检测设备都没带，但只要说是检查，就得交费。企业真的需要质检服务时，却失望了。“去年底我们感觉一台大型计量衡器不太准，主动邀请质检机构来做检测。可是5个月过去了，也不见人影。打电话去问，一会儿说机构要合并没有人手，一会儿又说检测设备不行。”

　　“吃拿”不见了，“卡要”仍存在

　　此次调查中，中小企业普遍反映，中央八项规定执行后，政府官员去企业都不吃饭、不收礼，甚至不喝水，“吃拿”基本消失了。可是，“卡要”现象并没有杜绝，一些企业每年的非营业性开支，即维护政商关系的支出往往占到销售收入的1.2%～1.5%。一家小型企业，每年可能有上百万元用于“维护关系”。

　　“年初递上去材料，可能到下半年才批下来，你说企业还生产不生产？”一家企业说，不想等这么久，往往只能找人去“疏通”。

　　一些企业还反映，我国法律法规中罚款额度弹性较大，也为有关部门“卡要”提供了机会。“不少法规里罚单额度从2万元至50万元，执法尺度与关系亲疏程度相关，不利于公平竞争和企业减负。”河南一家企业负责人说。(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记者 白天亮、王政、陆娅楠、左娅、刘志强、赵展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