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调查：瓶颈多 身份难获认同

　　制图：蔡华伟

　　别让民营企业的心悬着（热点聚焦）

　　——关于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现象和原因的调查报道

　　年初以来，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占比出现了近10年间首次下滑。数据显示，1—4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低5.3个百分点，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降至62.1%，比去年同期降低3.2个百分点，比2015年全年降低2.1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热情到底高不高？哪些“门”还没对民间资本真正敞开？如何让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更通畅？初夏时节，本报记者分别在北京、重庆、江苏、湖北等地进行调查，探访多家民营企业，聚焦“民间投资卡在哪儿”。今天，我们刊发这组报道，期望引起各方关注，推动相关政策落地，打造公平营商环境，力促民间投资回稳向好。

　　——编 者

　　办幼儿园，3年拿不到“准生证”

　　一边是很多孩子一出生就要提交申请，排队等上两三年才能入园；另一边却是政策的门打不开，办幼儿园提心吊胆，上百万元投资随时可能打水漂

　　见到北京某民办幼儿园园长赵女士，她的口气有点生硬：“我不知道在扶持幼教产业方面有哪些政策，反正‘阳光’没照到我身上。”

　　“记者证、身份证都没用，除非你扫门上的二维码，证明你是孩子家长。”在幼儿园门口，本报记者比预约时间早到了半小时，被守卫拦在门外。规矩虽不留情面，却让记者感叹这家民办幼儿园管理之规范。幼儿园租的是1000多平方米的商业用房，聘了20多名员工，房租和人工开支一年投入200多万元。

　　可就是这样一家有板眼的民办幼儿园，开张3年，至今仍没拿到“准生证”。赵园长说，这两年北京市对开办新幼儿园的政策以“新社区配套园”为主，原来的街道社区不再做增量规划。由于申请不到“社区配套园”的办学资质，她只好注册了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打政策擦边球。她说不少民办幼儿园都没“准生证”，管理部门对此态度暧昧，算是默认。

　　“前两年是赔钱的，今年终于能打个平手。现在离秋季招生还剩3个月，已经有几十个孩子预报名，照这架势，明年该有盈利了。”赵园长在山西有名气，办幼儿园得了不少奖。3年来，她一直用山西的2家幼儿园利润养着北京这边。赵园长最担心的就是相关政策变卦，那样前期几百万元的投入就打水漂了。

　　赵园长不理解：办幼儿园为啥还要分新小区、老小区？孩子无论住在哪儿，不都得上幼儿园吗？目前北京幼教服务供不应求很突出，即使不考虑流动人员子女，现有的公办幼儿园加上社区配套园，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这个政策加剧了供需紧张，好多孩子都是一出生就要提交申请，排队等上两三年才能入园。

　　“我们园里有几个孩子家住得远，得坐1个多小时地铁赶过来。家长老问我，什么时候能去他家附近开分园？政府管好教学标准、食品质量、消防这些门槛就行了，为啥要限制幼儿园数量呢？”赵园长说，政策的门打不开，是民间投资的最大风险，叫人一直悬着心，有时做梦都会被吓醒——万一哪天政策收紧，幼儿园被取缔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岂不全白费？

　　不仅仅是办幼儿园，其他民办教育也面临着困惑。重庆新鸥鹏教育集团是一家发展20余年的民营教育机构，集团专升本办公室主任何大同说，一些政策不明朗，使许多民间资本对教育投入抱观望态度。比如，如何划分民办教育机构的“营利”和“非营利”性质，目前政策没有明确标准，民间资本难以确定投资方向。而且，对民办学校的管理也没细分，不同投资规模、不同学生数量、不同教学质量的民办学校都是一个政策标准，缺少激励和处罚机制。

　　优惠支持“礼包”不少，但民企享受不了

　　好政策往往看得见、吃不着。中央给了一瓶葡萄糖，“卡子”还控制在地方政府和部门手里，民营企业看到“葡萄糖水”，却不一定能输到养分

　　不少民营企业家反映，国家接连出台了好政策，但民企往往看得见、吃不着。

　　昆瑜锂业是一家高新科技企业，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今年1月，公司获得国家专项建设基金项目，可以低息申请4700万元资金。作为一家民企，公司还须找到2家担保公司为企业担保，担保费率高达2.8%。

　　本以为一切准备就绪，不久就能拿到钱了。然而项目获批，贷款申请却没通过。银行说，现在锂电池产能过剩，风险太大不给贷。至今，昆瑜锂业的获批项目都没拿到资金。

　　“新能源汽车、化学医药、储能电池等很多新兴产业都要用到锂，金属锂业市场需求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怎么就产能过剩了？而且，我们在国内金属锂深加工行业是技术最领先的企业，银行能不能对行业、企业多些了解再下结论？”昆瑜总经理程飞愤愤不平。

　　即使申请到了资金，民企烦恼远未结束。今年1月，安碧捷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到1.92亿元专项建设基金，前3个月用了800万元，剩下的1亿多元却砸在手里花不出去。

　　“现在资金使用章程变了，每次用款都须经地方政府签字，他们不签，钱就不能用，没法根据企业自身需求支配资金。”董事长何长波说，最近企业需要采购一批设备，就面临没钱付款的窘境。可是钱趴在账上，花不花都要付利息，宝贵的资金变成“烫手的山芋”。

　　政策虽好，但严文苛规太多，难以适应企业多样化发展需求。华森制药集团计划新建一个药品生产基地，项目通过后获得3000万元额度资金。但一深谈条件，问题就来了。银行提出，必须由地方政府提供担保，企业再用厂房做反担保。而且资金以股权方式进入，按照3亿元注册资本金来算，占项目10%的股份。

　　“我们之前已经从市场上找到一些投资者，他们的认购价格是银行入股价格的数倍。如果同意银行的条件，对其他股东是不公平的，但不同意就得不到资金。”华森制药董事长游洪涛说，最后集团不得不放弃了申请。

　　“现在大礼包不少，但民营企业难接住。这就好比中央给了一瓶葡萄糖，‘卡子’还控制在地方政府和部门手里，民营企业看到了‘葡萄糖水’，却不一定能输到养分。”一位民营企业家无奈地对记者说。

　　“养老产业投资周期长，加之目前养老市场还在培育，企业运营压力很大。”合众人寿不动产投资事业部负责投资管理的王晓霞告诉记者，养老产业是公司的投资重点，他们已在武汉、沈阳、南宁、合肥、济南投资5个养老社区，目前武汉的项目投入运营，示范效果明显。

　　王晓霞坦言，地方和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文件，在土地、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给养老机构提供了不少优惠政策，但享受对象多限于政府办养老机构和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民间养老机构能享受到的很少。如果政策红利不能兑现，就会影响民企的投资信心。还有，现行的医保报销政策，对异地养老形成障碍。政策问题不解决，也会制约民间养老机构发展。

　　民企身份难获认同，明里暗里歧视政策多

　　有些地方的项目招投标就像“萝卜招聘”，表面看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但会从企业资质、项目经验、人员组成等方面设置各种条件，转了一圈最终民间资本还是被挤出局

　　环保项目投资与地方政府打交道多，虽然地方政府对民营资本貌似欢迎，但过多的限制条件，以及明里暗里的歧视政策，阻碍了民营资本投向环保产业的步伐。

　　一位环保民营企业老板告诉记者，去年，东部某县一个10万吨供水项目招标中，很多参与投标企业被问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不是国有企业？”在政府的招商公告中，也标明要“优先考虑国有企业”。这些或明或暗的歧视，让大部分准备参与的非国有企业都退出了竞争，最终由一家国企中标。

　　一些民企反映，有些地方的项目招投标就像“萝卜招聘”，表面看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但会从企业资质、项目经验、人员组成等方面设置各种条件，“旋转门”最终将民间资本挤出去。比如，一个环保项目的招投标准备，往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企业需要进行前期考察、论证、测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如果一开始就不能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哪个民营企业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更让民企感到无语的是，有的政府部门甚至干脆以公文的形式，推荐国有企业参与环保项目招投标。去年11月，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发函，初步确定在100个县（市、区）开展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协调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予以长期低息金融贷款支持。同时，组织号称“有积极性、有经验和技术”的中车集团山东华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北控水务集团等3家大型国企参与，直接把民营企业“关”在了门外。

　　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村庄污水处理率仅为7%，跟城镇99.1%的污水处理率差距很大，预计2017年农村污水处理潜在市场规模将超过400亿元。我国农村污水治理是一块短板，民企普遍看好这片“蓝海”。“企业参与项目是否有基础、有实力，应该交给市场去判断，而不是政府做决定，上来就把民企排除在外。”一些民企表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民企投资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市场预期不稳定，导致民间资本投资意愿降低。再加上一些“玻璃门”和“弹簧门”，使民间资本可投资的领域“缩水”。

　　有些盈利前景好的行业和项目，其投资基本由政府包揽，经营多为行业垄断，对于民间资本，或是政府有严格的准入管制，或是存在较高的资本门槛及苛刻的技术限制，对第三产业的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一个备案要盖十几个公章，时间拖上一年之久

　　地方政府为了保护税源，要求参加招投标项目的企业必须在当地设立分公司。聘请人员、租用场地等开办经费，大大增加了民企的运营成本

　　“地方政府要求企业在当地必须有分公司，我们在江苏南京已经有了分公司，但人家不认，非得在无锡注册新的分公司，才具备参与招投标的资格。”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博天环境集团董事长赵笠钧介绍，仅注册无锡分公司，就花费了近一个月，终于赶在项目开标前完成了注册分公司的任务。

　　博天是国内领先的生态环境整体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从2015年起，该集团就开始跟踪无锡东亭污水处理厂项目，但在招投标过程中，因为外来企业的身份，撞上了一道道门槛。

　　“我这已经算很顺利了，有些项目是拿到招投标文件后，当地才提出要办理备案或注册分公司，时间上更紧。”赵笠钧说，在一些地方，一个备案往往要盖十几个政府部门的公章，办得顺利也要俩月，有的甚至要拖一年之久。此外，有些部门还会设定一些与项目无关的指标，要求企业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办公场所达到一定面积等。

　　目前，博天环境在全国设立了58个分支机构，其中不少分公司都是为了满足招投标项目的“硬杠杠”设立的。“设立公司就要有办公地点，要聘请相关人员、租用场所、支出办公经费，还要缴纳各种相关税费，大大增加了我们的运营成本。”赵笠钧说。

　　其实，企业设不设分公司，与能否顺利推进项目关系并不大。这里的关键点在于，以分公司名义参与地方重大项目，税费就交在本地；而以总公司名义参与，税费就会交在企业总部所在地。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税源，往往会提出设立分公司的要求。

　　不仅是环保企业面临上述投资窘境，一些互联网创新企业也有同样的遭遇。北京一家网络约车企业负责人表示，不少地方要求，网络约车企业必须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否则不能开展业务。“这意味着，如果企业想在200个城市提供约车服务，就得设200个机构。网络约车最大的优势是利用互联网平台，要设那么多分支机构，这种商业模式就会死掉。”该负责人说。

　　一些民企反映，国家提倡在公共服务领域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但在环保领域，财政补贴还是主要方式，一个项目先要到发改委立项，之后才能拿到财政部的补贴资金，而补贴资金给谁，地方政府说了算，结果是大家都在拼命要项目、要钱，无法为民间资本参与公共项目建设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目前，全国一年的市政污水处理量为400多亿立方米，建设这些污水处理设施，总投资要几千亿元。即使财政只补贴30%，也是近千亿元的盘子。如果将这些钱拿来直接购买服务，就能为社会资本腾出更大的投资空间。

　　专家认为，鼓励民间投资，要在改善企业投资能力、意愿和拓展领域方面下功夫。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制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政府投资条例、特许经营条例等，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一步梳理投资项目审批环节，协同推动各部门简化和下放审批权限，打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