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全球包容、联动式发展,是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的重要议题和一大看点。在中国的推动下,二十国集团不仅关注自身福祉,更致力于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前进
整合发展议程 迈出关键一步
张海冰
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将实现G20历史上的两个“第一次”: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集体行动计划。G20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双赢的选择。对G20而言,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G20整合其发展议程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也有助于推动G20成功转型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期性平台。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而言,G20杭州峰会在推动全球落实上迈出关键的第一步,具有开创和引领意义。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一份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的纲领性文件,全面兼顾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安全四个纬度。这份富有政治雄心的全新发展议程,既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其最终目的是推动世界在今后15年内实现消除极端贫困、战胜不平等和不公正及遏制气候变化的目标。如此宏大的发展议程,需要动员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需要全球各国政府给予关注,才有可能取得实质进展。
G20成员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具有天然的义务和责任。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G20可以对联合国系统、捐助国、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国际发展合作机构的努力形成有效补充。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上,G20的引领性角色不容忽视。G20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供了有效的对话平台,在引领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建立方面具有优势。与联合国相比,规模较小但又包括系统重要性大国的G20更容易推动国际共识的达成。与七国集团和经合组织相比,G20摒弃了价值观冲突,从经济增长、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融资和系统性风险的管理等领域,为减贫和发展做出切实贡献。
G20的优势在于其广泛的动员能力,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需要的政治意愿、发展融资、社会参与等方面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持。同时,最为关键的是G20在提高政策一致性方面具备独特优势。第一,G20平台对话包含了金融、增长、贸易、投资、气候和腐败等议题,从政策协调层面为发展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提供了可能。第二,G20平台提供了一个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保持定期对话和政策沟通的渠道,减少了政策不透明,提高了成员国之间在发展政策上的协调性和一致性。第三,G20平台也加强了与发展相关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对话协调的机会,在推动相关国际组织共同行动、加强政策一致性方面做出了切实贡献。
此次G20杭州峰会将通过集体行动计划和国别落实方案相结合的“双轨推进”方式,为全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树立榜样。同时,中国借助G20主席国的身份广泛征求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增强了这份集体行动计划的合法性和适用性,并且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切的基础设施投资、工业化、能源、粮食安全等议题。
G20杭州峰会将成为G20发展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分水岭。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标志着G20这一危机应对性机制正式转型为致力于长期经济发展的综合治理平台。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分享知识经验 充实合作内涵
周太东
当前,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成为世界增长的新动力,同时为促进全球发展贡献重要的智慧和力量。南南合作成为南北合作的重要补充,为双边技术合作和发展知识转移提供重要渠道。新型合作形式如三方合作,通过传统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开展发展合作的方式,也正在成为促进发展经验共享,推动资源、能力和知识使用效用最大化的重要平台。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普遍意识到,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刀切”的发展或国际发展合作模式。
发展知识分享是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的重要补充。二十国集团(G20)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治理平台,在分享发展知识和经验方面可以发挥其在多边体系内独特的比较优势。
首先,G20提供了一个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定期会晤的机制,并建立了“发展工作组”,具有较强的政治可信度和领导力,实现了发展决策和发展实践的有机结合。
其次,G20的合法性和相关性更强,G20成员不仅包括传统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后发型“发展榜样”国家,还包括部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因此具有丰富的发展知识和经验,也积累了不少教训。
第三,G20成员是全球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提供方,但是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方式方法不尽相同。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以及新兴经济体之间,如中国和印度等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点和方式也迥然有别,部分国家还兼具有“受援方”和“援助方”的双重身份。因此,G20还可在国际发展政策协调和国际发展知识分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G20可通过加强政治领导,促进体制机制建设和加大资源投入等手段,促进成员国政府之间和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享,进而增强各国发展的内生动力,优化发展领域政策协调,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贡献。一是鼓励各国总结发展经验,拓宽发展知识基础,通过多种形式促进“最佳实践”的传播;二是将知识分享主流化,纳入发展工作组、投资和基础设施工作组等专业工作组的各项议题;三是加大资金投入,支持各种知识分享平台建设,促进发展知识需求和供给的有效对接。
中国发展的特殊历程和经验使得中国在发展知识分享中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农业和减贫领域成就显著,社会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也卓有成效。中国的巨大成功,为发展中国家立足国情、探索道路、加快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长期以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积极践行正确的义利观,无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努力推进发展中国家在更广领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提升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深化互利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将更加积极履行国际责任,深化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贡献更多知识产品。在充分利用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分论坛”等现有平台的基础上,中国将通过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新平台的建设,系统研究和梳理中国发展经验,在坚持发展模式多样化原则和尊重各国对本国发展战略和目标的自主权的基础上,分享中国发展经验,补充南北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英发展知识伙伴关系项目办公室负责人)
加强政策协调 强化发展元素
朱杰进
在发展议题上,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的一项重要目标是将发展议程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强G20发展工作组和其他工作组之间的协调和政策一致性,推动G20其他工作组在合作中更好地体现发展元素,实现发展议程在G20中的主流化。
自2010年建立以来,G20发展工作组承担了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任。首尔峰会上,G20达成了共享增长的“首尔发展共识”和发展议题“跨年度行动计划”,“共识”设定了发展工作组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强调发展工作组要以促进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作为主攻方向,帮助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实现联合国制定的全球发展目标,对其他国际发展议程形成补充和价值增值的作用。“行动计划”则确定了基础设施建设、私营部门投资和就业、人力资源开发、普惠金融、粮食安全和知识分享等九大领域作为发展工作组的行动支柱。2012年洛斯卡沃斯峰会将绿色包容性增长纳入其中,使发展工作组的行动领域变为10个。
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和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继承了“首尔发展共识”,但对发展工作组的行动领域进行了精简和优化,确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普惠金融、国内资源动员和人力资源开发等五大领域作为发展工作组的优先领域。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达成了《G20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框架》,将发展工作组的工作划分为三个方面:支持国内发展资源(税收、侨汇)、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粮食安全)、提升包容性和机会平等(普惠金融、人力资源开发、包容性商业)。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发展工作组过去几年中在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和营养、普惠金融和侨汇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它还只是G20协调人渠道下一个单独的工作组,在推动全球发展上影响力相对有限,而且与G20其他工作组的工作缺乏协调和一致性,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G20财金渠道下属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工作组与发展工作组的工作就存在一定的重复和不一致性。
进一步理顺G20各工作组之间的工作分工,加强发展工作组与其他工作组的协调,最大限度地提升G20在全球发展议程上的影响力和贡献度,是G20杭州峰会发展议题的一项重要使命。一方面,发展工作组要继续在基础设施、粮食安全、普惠金融等领域做好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发展工作组还要从一个“工作组”转变为推动G20更加关注全球发展问题的“动力源”,实现发展议题在G20治理中的主流化,使得G20的每个工作组都在各自的行动领域更加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具体来看,发展工作组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强化G20其他工作组的发展元素。
首先是优化人员组成。G20其他工作组可以增加一些更能体现发展元素的新的人员,这些人员可能来自于发展工作组,也可能来自于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还可能来自于各地区性组织的相关专业委员会。其次是促进信息共享。一方面要加强发展工作组和G20其他工作组之间的信息共享,交流各自的行动计划和工作进展。另一方面要加强G20成员国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再次是设置具有发展元素的新议题。在大的议程框架内,发展工作组可以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为G20其他工作组设置一些反映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利益需求的新议题,增强其他工作组的发展元素。最后是推广政策工具。对于发展工作组和G20其他工作组而言,有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实际上是交给一些相应的国际组织来完成,由这些国际组织来提出政策工具。因而,发展工作组可以和其他工作组在政策工具推广上加强协调,使得在一个工作组内运用的政策工具,在另外一个工作组内也能得到应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强G20全球发展治理的政策一致性。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6年08月19日 22 版)
(责任编辑: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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