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沿着住处附近的河边夜跑，常看到一些“放生”鱼虾螺狮的年轻人。他们三五一排，身前放着装满水生动物的桶状塑料袋，人手一个转经筒，口中念念有词。近几年“放生”之风正在各地悄然刮起。
想起儿时听老人讲过的一则故事。据说，有些乞丐善于饲蛇，把蛇装在竹篓中沿街兜售，善男信女便花重金买去放生。殊不知这蛇本是乞丐自小养熟了的，被放至荒野后，又自动游到约定之地与乞丐汇合，钻入竹篓等待下一次被“放生”，蛇与丐相依为命，结成牢不可破的“商业伙伴”，共同成就着放生者的心愿。当然，这是乡间野老之言，真假待考，但充满了中国式智慧。
于史有征的“放生”由来已久。《列子》记载：“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善！’”这个故事被好多倡导“放生”的人援引，其实它的本意并不是鼓励放生，反倒和前面所说的乞丐与蛇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类似言论史不绝书。清初一个放生组织告诫其成员，购买动物时不可吝啬，但也不要过于慷慨，以免刺激摊贩捕捉更多的动物牟利。可见，放生者早就明白，放得越多并非越好。
“放生”真正被视为值得赞赏的行为，最早是受佛教影响。梁武帝时，已有放生之举，且出现了“放生亭”。唐朝，全国设放生池八十所。宋代，杭州西湖被辟为“祝圣放生池”，每年四月初八，上千人在湖边集会，放生鱼和鸟，为皇帝祈福，“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盛况空前。
到了晚明，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此前的“放生会”规模虽大，但主要是为庆祝佛陀或皇帝的生日才举办，晚明的集会规模缩小，但更加频繁，且以放生本身为目的。以前的放生行为较多官方色彩，此时则得到地方社团和精英广泛响应，成为一种个人行为。有些士绅还在自家庄园开辟了专属的“放生池”。戏曲理论家祁彪佳就是其中之一。
祁彪佳是山阴人。《明史》中有传，说他“生而英特、丰姿绝人”。山阴，即今天的浙江绍兴。在浙江，绍兴人向以刚倔、硬朗著称。祁彪佳20岁考中进士，刚踏上仕途，就娴熟地处理士兵闹饷，收获赞誉。身逢大明帝国大厦将倾之际，他为挽救国运做了不少工作，在干部群众中口碑颇佳。
不过，“政坛硬汉”祁彪佳内心深处也有柔软的一面。他热衷于放生活动，日记中不乏从别人刀下买鹅、猪等动物放生，以及举行放生集会的记载。祁彪佳创立的“放生社”，成立于崇祯九年（1636）四月初八。
祁彪佳的放生和他对佛学的兴趣有关。不过，根据日本学者研究，明代知识分子对放生的观念十分复杂，他们把动物看成比人类更弱小的生灵。与佛经中的故事相比，中国的故事和实践更关注弱小的动物，并将其与弱小的社会成员作类比。儒家思想中的仁爱、万物一体的思想，也被用作放生活动的精神资源。
即便如此，在祁彪佳心中，“放生”及所放之物的意义，似仍远大于普通的人。对偷盗放生之物者，他主张坚决打击，决不手软。有一次，崇祯十三年（1640），绍兴府米价高腾，他放生的螺被饥民偷去充饥。祁彪佳十分不满，要求知县严查此事，他的解释是为偷螺者免堕地狱。然而，他似乎没想到，这些饥民偷吃他放生的螺，恰恰是为了活在人间免赴地狱。或许他也想到了此节，只是因为这些螺经他之手放生，卑微的软体生命就此被赋予了渡他解脱的伟大意义，自然要高于那些不值得一提的饥民了。如此说来，祁彪佳心中的道德天平上，一端站立的是饥民，另一端却并非是螺，而是他自己！晚明的士大夫乐于分享放生之举，不但成群结社，且在放生池边立碑刻石，公布资助者的姓名。这似乎也说明，他们的放生多少含有展示和巩固道德优越感的目的。
杭州失守后，“彪佳即绝粒”，留下“臣子大义，自应一死”的遗书，“端坐池中而死”，“夫人子弟不知也。笑容可掬，颜色如生”。“放生池”拯救了无数小生命，最后成了它主人的赴死所。不过，即便祁彪佳最后的时光是在他心心念念的放生池边，但人们今天还记得祁彪佳，却主要是因为他对故国的忠贞，在文学戏曲上的建树，以及隐逸园林的生活趣味，而不是放生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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