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史丹：中国能源转型需要新措施

　　编者按 能源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能源供应和安全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当前，全球能源正在进行第三次转型，具有不少鲜明的新特征。从现在到2020年，是能源发展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把握机遇，做好体制机制建设，真正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打造中国能源升级版。

　　全球第三次能源转型的特征

　　能源转型是指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并对一国社会经济发展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从全球来看，曾经发生过两次能源转型，第一次是煤炭取代木材成为主导能源，第二次是油气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当前正在进行第三次能源转型，尽管处于初期阶段，与前两次能源转型相比，已具有明显的区别。

　　一是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当前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清洁、低碳、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并将取代化石能源成为主要能源。从电源结构来看，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仅次于煤炭的、全球第二大电力来源，IEA预计，到2030年前后，可再生能源将超越燃煤发电，成为全球最大电力来源；到204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将占所有新增发电容量的一半以上。从燃料结构来看，生物燃料和电力已部分替代石油。2014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迅速增长。

　　二是以建立低碳、可持续的能源供给与能源消费体系为目标。前两次能源转型是伴随工业革命进行的，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工业生产，使得能源需求在短期内快速上升，形成了以提供高能量密度、大规模的能源生产体系供应。英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率先实现了前两次能源转型并充分享有能源转型的红利，大量的化石能源投入到生产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但也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的生存安全产生严重的影响。而当前的能源转型源于对高碳能源使用后果的科学认识以及低碳能源利用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的自觉行动加上科学技术进步构成推动第三次能源转型的基础。从现状与发展趋势来看，消费同等能量能源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在一些国家已开始减少，以分布式为代表的适应于可再生能源特点、环境友好的能源生产体系正在形成，传统的能源消费正在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

　　三是合作共赢、政策引导是当前能源转型的重要特征。能源转型所要解决的资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和安全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仅依靠少数国家不能取得明显效果，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国际合作机制，促进世界各国共同行动，实现能源转型。与前两次能源转型仅在少数发达国家率先进行不同，当前进行的第三次能源转型的全球化趋势非常突出。当前，各国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除了一些能源消费大国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外，一大批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在转型。2015年，全球已有多个国家设立了可再生能源转型的目标。前两次的能源转型，分别经过了上百年和数十年，当前进行的能源转型，政府政策的引导至关重要。时不我待，主动作为，是当前能源转型与前两次能源转型的一个重要区别。

　　四是能源转型乃科技进步推动下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能源转型虽然政策引导的作用突出，但是推动能源转型的根本力量仍是科学技术。站在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能源转型，要避免完全照搬他国的政策工具与措施；要避免从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优势等角度片面地理解能源转型，影响对能源转型趋势性的认识；要避免把能源转型等同于能源革命或者转变能源发展方式。从能源发展规律来看，能源转型需要较长的时间，是一项长期的过程，推进能源革命，是要加速能源转型的进程。能源革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转变能源发展方式也只是解决我国当前能源转型过程中一些问题，不能完全替代能源转型，能源体制改革的重要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科技进步。

　　中国能源转型需要新措施

　　中国能源转型需要新措施，跨越实现能源结构的演进与转变。当前世界能源转型均处于初期阶段，但各国有所差异。总体上，欧盟一些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十一五”时期以来，中国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成效。能源消费增速减缓，能源结构与能源效率不断改进，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单位GDP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持续下降。但从转型的基础来看，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与已完成两次能源转型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能源转型的任务非常艰巨。从经济发展水平对能源价格承受力来看，中国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能源转型必须要有更强的变革才能与其他国家同步进行。中国能源结构的演进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依次完成由煤炭到油气，再从油气到可再生能源的变化，而可能要直接进入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发展阶段，跨越式地演进和迭代式地发展。

　　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资源量是否充足，二是价格是否被市场所接受。总体来看，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可以满足能源转型的需要，但分布不均衡，2020年，一些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可率先实现平价上网。我国要实现以清洁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一是要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要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目前，尽管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快，能源利用效率改进幅度较大，但在资源与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条件下，要在2050年完成转型，仍需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源自创新。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技术创新活动在经历短期低潮后开始恢复，技术创新渐趋活跃。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存贮和传输技术进步步伐加快，提升了新能源利用效率和发展速度，新能源产业发展日渐成熟，风电、光伏发电的成本不断下降，竞争能力日益增强。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中国在减排问题上，显示一个大国应尽的责任。中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源主要来自化石能源的生产与消费，解决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重要出路是改变能源结构，减少化石能源生产与消费，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建立更加高效、清洁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与此同时，要实现降低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要以大幅度提高能效为主，控制煤炭和能源消费总量。总之，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得中国的减排任务非常艰巨。中国的国情也决定了中国能源转型需要采取新的行动。

　　从四个方面做好体制机制建设

　　促进能源转型，需要探讨能源产业政策。能源转型有多种路径和政策工具选择，选择的标准简而言之就是成本低、效果好。我国实施的能源产业政策主要包括能源补贴、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3类产业政策。由于我国能源消费基数大、速度快，为了实现减排承诺，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亦是能源宏观管控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时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有必要结合能源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以及新问题，对我国已实施的能源产业政策进行评估调整，形成更好的政策组合。

　　政策实施的效率是以体制为基础，体制机制是能源转型的重要保障。从能源转型的客观需要出发，中国当前体制机制改革与建设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强化有利于能源转型的电力市场建设。新能源利用主要是以发电的形式，电力市场体制建设至关重要。在电力体制改革过程中，要注意以能源转型为重要目标，建立适应新能源发电的电力系统，发展智能电网和电动汽车，促进跨区域电力交易，开展新能源发电的辅助服务，在条件许可的地区，推动可再生电力与其他能源的综合供应。

　　二是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政策。虽然2020年以后，一些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可能不再需要补贴，但是从总体来看，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相比在较长时间内仍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存在一定的缺口。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及其内外环境的变化，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要实现发挥导向作用，注意对分布式发电的补贴，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的利用率，优化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来源，保持补贴政策的稳定性。

　　三是要发挥产业对节能减排的积极作用。产业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能源消耗的主体，另一方面也是推动节能减排和能源转型的技术载体。能源转型要坚持以产业为重点，强化节能减排措施，一方面降低能源需求增速，另一方面强化低碳清洁技术的供给与应用。要大力发展低碳绿色农业，积极构建低碳的工业体系，实施服务业的绿色发展，加强行业准入管理，规范新能源产业发展。

　　四是建立健全能源转型的投资机制。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需要巨大的投入。资金投入不足会严重影响能源转型。要强化新能源产业的投融资机制建设，完善金融服务，扩大银行业对新能源产业的信贷支持，鼓励金融创新，推进与新能源相关的金融产品开发。完善资本市场，实现新能源产业金融支持的多元化，加快设立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促进新能源投资主体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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