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小时候看《隋唐演义》，隋唐第四条好汉、紫面天王雄阔海在扬州“反王夺魁大会”上，一人托住了千斤闸，十八路反王因而得脱，而他自己便死在了闸下，做了隋王朝阴谋的一缕亡魂，每次读到这里，总是很为这位英雄扼腕。后来，又读了一些更“高大上”的作品，发现类似的英雄很多，比如鲁迅先生，便愿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让青年们、孩子们快快地从闸门下逃去，到光明的地方去，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做人。而先生之所以如此，大半又是因为如他的小说《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那样，“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能从字缝间读出别样味道来的，是高人，而把自己的话写在字缝间的，更是高人。他们好比逃难的富人或身负秘密使命的特工，把细软、密信缝入衣服夹层之中，非老练的检查官莫能发现。文学家沈从文先生在47岁那年上，被拽离了文学，转到北平历史博物馆做了一个文物讲解员。虽然此前，他已经涉足博物馆事业，还开始编写《陶瓷史》，但从此，他的生命真正转了一个大弯，和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联系在了一起，而收获竟也极丰，写出一部部高明的著作。与先生早年灵动的文字相比，这些作品质朴、平实，但在字缝间，我们还是可以读到一些不经意透露的“消息”。比如，在一篇陶瓷史的文章中，写到北方青瓷的发展时，突然来了一句“新中国建立为社会带来了无限光明的希望，对于中国陶瓷史的知识，也得到了一种新的光明照耀”。又如，谈到西南民间“金满斗会”人们竞相歌唱、传歌之时，忽又写道，“建国后人民生活日益美好，心情也必然格外欢畅，新一代歌手，都一定比三五十年前更加活泼和热情。”这些关于新中国的判断并没有错讹之处，但通篇读来，却又常令人生违和错愕之感，好比米饭中的沙粒，总是在不经意间突然出现、扫人食兴。这些细小的沙粒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落寞的沈从文。

　　而有的时候，却又看出一些锋芒来。比如，在1961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了一则“附记”，谈到艺术家关于作历史画是否需要较多历史背景知识的讨论。沈先生说，“我对艺术是外行，因此不大懂得，如果一个艺术家，不比较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学学历史题材中应有的知识，如何可以完成任务的情形。”沈先生对于艺术是否是如他所说的“外行”，历史早有公论。但他所说的，一些艺术家还没有过好历史知识这一关，“画曹操还不知不觉会受郝寿臣扮相影响，作项羽却戴曲翅幞头着宋元衣甲如王灵官”，实在至今依然闪着寒光，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历史剧中那实在无法忍耐的各种穿帮时，就更是如此了。而在这些看似细碎的考证中，又闪烁着沈从文文化和学术理想的灵光，虽只是一现，也足令人神往。

　　若再往前翻一翻沈从文的生命册页，便会发现早在多年前的《谈写字》等文章中，先生已经在字缝间藏进许多意思了。比如他批评有些书法家，“有继往开来的野心，却无继往开来的能力，终日胡乱涂抹，自得其乐，批评鉴赏者不外僚属朋辈以及强充风雅的市侩，各以糊涂而兼阿谀口吻行为，赞叹爱好，因此这人便成一家……结果促成一种风气，便是以庸俗恶劣代替美丽的风气”。他还说，“一个故宫博物院最大的用处，如只是在五月二十这一天，把宫灯挂出来点缀纪念，不能作更有意义的改革，并供给多数人研究学习的便利，这个博物院的存在与否，实在都无意义可言！且不妨比朱佩弦先生主张听它毁坍还激烈，进而主张一把火烧去。”然而，这些文字中也有一些愁绪或落寞之感，但毕竟锋芒多于落寞，后来却是落寞多于锋芒。

　　比起沈从文专写物质文化考证的文章，字缝容量更大的其实是诗。陈寅恪先生晚年的诗，曾引起海内外学界不同的解读，以至演成一桩学界公案，至今争论不休。更有意思的是，有的诗不但藏进了作者的心绪，更像藏进了作者的预言，简直与袁天罡的推背图、刘伯温的烧饼歌有同样功效。比如，诗人荒芜在二十多年前便写过一首诗，“新名叫做北京肺，别号人呼‘气管炎’，渐觉无心登白塔，势难拄杖看西山”。而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北京肺》。无心登白塔，是因为空气污染，人们从白塔已不太能看清美丽的西山了。诗人在字缝中流露出了调侃与无奈，而昔日心中的无奈变成今日成真的预言，则是无奈中之最无奈者。行文至此，又想起前几天雾霾深重时，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二十岁站在德胜门能看见西山，三十岁站在德胜门能看见西直门，四十岁站在德胜门，连德胜门也看不见了”。诗，可以兴观群怨；段子，也是这样。因此，段子不妨看作新媒体时代的诗。鲁迅先生曾说过，在小说中可以发现社会，也可以发现我们自己。在段子中，亦复如是。

　　好吧，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所以我在这篇短短的文字中多次提到了先生。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80年来，总有些事，提醒我们想起先生在字缝间读书的本事，想起他“横站”的果敢、肩住闸门的往事，以及在“狂人”“过客”等的意象叠加中那瘦小又伟岸的身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