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是结构失衡不是经济过热，化解产能过剩靠投资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而不是减少投资。供给和消费的关系是本和末、源和流的关系；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确立供给优先的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以创新驱动为主导、投资拉动为基础、经济社会效益为归宿的增长方式；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就是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经济，用知识密集型经济代替劳动密集型经济，用幸福经济代替GDP经济，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这就是我国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根据他所创立的对称经济学范式提出来的供给侧改革的精准定义。

　　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不同的经济学语境，不同的经济学语境不但决定每一个经济与经济学前沿概念的不同定义，而且决定每一个经济与经济学前沿问题的不同定位。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产能过剩意味着经济过热所以必须减少投资降低GDP增速不同，陈先生认为，产能过剩与经济结构有关与GDP增速无关，产能过剩和经济过热不能划等号，7%是常态8%是非常态没有科学根据。把产能过剩和经济过热划等号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发展“均衡点”理论。“均衡点”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人为降低增长速度会造成“滞涨”的严重后果。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才是解决结构失衡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就是自觉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变：从资源配置型向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转变，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

　　陈先生认为，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牵动创业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产业链延伸产业结构调整两方面；基本建设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和通过扶持创业工程解决就业问题消费结构调整两方面。从量来看，基本建设投资的投资拉动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是几何级数，消费拉动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是算术级数。从质来看，是靠投资拉动市场化解产能过剩还是靠消费拉动市场化解产能过剩，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靠基本建设投资拉动市场化解产能过剩是再生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原理，靠消费拉动市场化解产能过剩是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要求。从后果来看，靠投资拉动市场化解产能过剩，其作用是永久的；靠消费来拉动市场化解产能过剩，其效果只是暂时的。因此不管市场怎样变化、商场怎样发展、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怎样争锋，投资永远主导消费而不是相反；在经济结构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经济永远不可能过热。

　　陈先生指出，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首先就要处理好国民经济中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的关系。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应该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就是知识运营——知识增长型的增长方式。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

　　早在十多年前，陈先生就提出了“反城市化”的思路。结合此次供给侧改革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思路，陈先生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优势产业——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化解才能过剩，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陈先生是最早从理论高度系统批判GDP增长方式的经济学家。陈先生指出，供给侧改革，就是要用生产力发展超越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包容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要阻止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使中国走出产能过剩危机，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果断停止以GDP增长为经济增长目标、以GDP增速为经济增长唯一指标的做法，以生产力发展为参照，对理论范式、发展模式、增长方式进行正本清源，使一切宏观调控措施建立在对称经济、再生经济的基础上。

　　陈先生指出，产能过剩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本质上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走出民间投资消费双疲软、供给需求双不足、经济增速减缓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知识化信息化现代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能源材料再生化、交通高速化、技术核心化建设。应把住房、教育与医疗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果断停止土地商品化、教育医疗产业化的做法。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政府再生性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举，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

　　陈先生指出，解决产能过剩，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应该用税率手段代替利率手段，用财政手段代替银行手段。税率高低那个有利经济发展、税收增减是否有利经济复苏，政府宏观调控是治标还是治本、供给侧改革是否能真正走出中国经济低迷，取决于政府执政能力强弱。政府执政能力，包括政府清廉度与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属经济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具体体现。使银行手段休息、财政真正成为资本运营的主体，是重塑国家经济主体性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上层是传统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中层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底层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政府执政能力是这个系统工程的综合功能。要从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刺激经济计划、我国产能过剩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的偶然性中看出重塑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必然性，从重塑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必然性中看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国家经济主体性既是这个必然性的产物，也是使这个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的必要前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必须统一，当然是在再生经济与再生经济学、对称经济与对称经济学基础上的统一。

　　陈先生认为，供给侧改革，首先要确立科学的经济理性，把价值机制确立为市场的核心机制。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实现价值靠价值本身的价值而不完全是靠价格，靠价格实现的价值只占价值的一小部分。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经济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价格理性，以经济为中心不是以金钱为中心，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不是价格机制。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供给侧改革就是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幸福的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标和目标。

　　陈先生指出，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客观上要求把整个国家看成一个经济主体。像我们这样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内市场最大、产业结构最齐全、产品门类最完整、各地区各具特色又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应该包括创新—创造—创业机制畅通灵活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系、核心技术保密体系、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内需导向型市场体系、民生保障体系、各区域优势互补体系，以及为建立这样的体系所必须的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先天的和外国相比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也不是资本积累、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扩大的速度。

　　陈先生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的一致决定了衡量国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效益标准应该有不同的参照系。如果说民营企业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国家、国有企业则应该以价值为效益的根本导向，用社会效益来主导经济效益。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基础、价值机制为核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归宿，充分竞争、保障有力的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陈先生指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向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转化，通过直接投融资体制建构游资和游资通道之间的对称机制，使游资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通过直接投融资去杠杆化，减少企业融资成本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主体性与经营效率，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不是供给侧改革的权宜之计，而是建立在对历史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早在10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陈先生即已发文指出，当时的金融危机虽非全球化的，然而是全球性的，其宣告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那么，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10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而陈先生10年前开始提出来的理论，也就得到了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的验证（见陈世清：《知识运营系列丛书提纲》，《中国经济信息》99年11期；《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