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9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这5部长篇佳作最终胜出。

　　在这5部作品中，《这边风景》是著名作家王蒙在80岁高龄时完成的新作。王蒙曾在1986年当选过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同年6月起至1989年，任文化部部长。这是王蒙第一次获茅盾文学奖。而此前获得提名的作品还有林白的《北去来辞》、红柯的《喀拉布风暴》、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范稳的《吾血吾土》和阎真的《活着之上》，但这几部作品最终落选。

　　王蒙：好事儿不会嫌它晚

　　在81岁时首度获得茅盾文学奖，王蒙笑言：“很抱歉、很不好意思，跟读者的期待相比，我应该写出更多、更好、更新的作品。不过，也有句谚语，好事儿不会嫌它晚。”与此同时，王蒙还在采访中谈到了他认为的真正的文学。

　　真正的文学充满力量

　　我想念真正的文学，提供高端的精神果实，拷问平庸与自私，发展人的思维与感受能力，丰富与提升情感，回答人生的种种疑难，激起巨大的精神波澜。真正的文学，满足灵魂的饥渴。真正的文学，读以前与读以后你的人生方向会有所区别。我相信真正的文学不必迎合，不必为印数操心，不必为误解忧虑，不必为侥幸的成功胡思乱想，更不必炒作与反炒作。

　　真正的文学有生命力，不怕时间的煎熬，不是与时俱逝，而是与时俱燃，火焰不熄。它经得住考验掂量，经得住反复争论，经得住冷漠对待与评头论足。不怕棍棒的挥舞，不怕起哄的浪涛。

　　真正的文学充满生活，充满爱情，充满关切，充满忧思与祝福。真正的文学充满着要活得更好、更光明、更美丽的力量。作家需要盯着的是大地，是昭昭天日，是历史传统，是学问与思考，是自己的海一样辽阔与深邃的心。

　　对话

　　记者：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部获奖作品《这边风景》。这部您39岁时在新疆开始创作的作品，却于80岁时才出版，按照您自己的说法，“好比是80岁的王蒙看到39岁的王蒙”。

　　王蒙：上世纪60年代，在我处于逆境的时候，我下决心到边疆去，到农村去，破釜沉舟，重新打造一个更宽阔也更坚实的写作人，打造一个焕然一新的工农化的写作人。按当时的认识，我必须写工农兵，只有写工农兵才有出路。我很快与农民打成一片，讲维吾尔语，读维吾尔文书籍，背诵维吾尔文毛主席语录与“老三篇”。我住在老农阿卜都热合满·奴尔与黑力其汗·乌斯曼夫妇家。我住的一间小屋，在我到来以后，燕子飞来做了巢，每天我与呢喃的燕子一起生活，农民们从这一点上认定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爱生活，我爱人民，我爱不同的环境与新鲜的经验，我爱雪山与大漠，湖泊与草原，绿洲与戈壁滩。我得到了爱的回报。当地的农民喜欢我。

　　你可以说我是在特殊处境下做出的不一般的选择，但是我选择了，我做到了，我仍然充满生机，爱恋着边疆的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一切：伊犁河、大湟渠、砍土镘、水磨，还有情歌《黑黑的眼睛》；尤其是各有特色的族群：汉、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锡伯、俄罗斯；还有馕饼、拉条子、哈密瓜与苹果园。我曾经说我在新疆16年，完成着维吾尔语“博士后”的学业。我至今回想起这一切，更要强调说，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在困境中，是那里的人民保护了我。

　　于是有了《这边风景》，我确实书写了大量的有特色的生活细节。劳动、夏收、割草、扬场、赶车……我写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奋斗、挫折、懒汉、积极分子；我写了边疆历史的风风雨雨、恩怨情仇，我写了那里大异其趣的衣食住行婚嫁。

　　讨论作品的时候，有学者说他们看到了西域的清明上河图，有的说边疆生活细节排山倒海。一位维吾尔族女教授说：作家把他的心交给了我们，新疆各族人民也就愿意把心交给他。

　　记者：请谈谈获奖后的感受。

　　王蒙：此书的得奖最让我感谢的是它将有利于人们关注新疆，了解新疆，热爱新疆，走近新疆。

　　41年前动笔写的书，37年前基本定稿，两年前出版，现在受到了关注。毋庸置疑，写作的年代与当下区别很大，写作时有各种的局限性，可以说当时的写作是戴着镣铐的舞蹈。然而，只要下了苦功，有了刻骨铭心的生活经验，有了血肉相连的感情交融，有了亲近大地的匍匐与谛听，有了对于人民音容笑貌的细腻记忆与欣赏，你写出来的人、生活、情感，就能突破局限、摆脱镣铐、充满真情、充满趣味，成就你所难以预见的阅读的厚味与快乐。

　　格非：与历史片段对话

　　写长篇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这《江南三部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构思，在写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想法、新的叙事“溢”出来，但又不能推倒重来，原来的构想也舍不得放弃，所以一边写，一边寻找平衡，既回应前面的很多线索，同时又把新的异质性内容放置进去，突破和妥协都在其中。

　　而“溢”出来的内容又成为我手头正在写的一个新长篇的“引子”，那就是《江南三部曲》未及展开的上世纪60年代我在乡村的童年经历。告别乡村已经很久了，经过充分的记忆沉淀，现在再来讲述反而更合适。曾经的家乡现在是工业化城市中常见的“新区”，少有人提及它从宋代起就存在于长江边的历史，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

　　我写长篇，偏爱这些有意味的历史片段。《江南三部曲》构思之初聚焦的就是辛亥革命前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世纪之初这三个历史片段。

　　每个片段都是完整的世界，承载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和历史判断，很多故事只有放入历史中，和其他事件相比较，才能显出它的意义和作用来。文学超越直接描摹的地方就在于，它有往前看和往后看的视角，往前是一种想象力，往后意味着一种冷静的观察力，试图看清曾经走过的路。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来说，往后看尤为必要，因为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要。

　　个人的“历史片段”未尝不是如此。回过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新奇、冲动、走极端甚至凌空蹈虚，给我的创作打上了特立独行的印记，但也留下了过于注重技术修辞的隐患；这30年来，对普通人与普通生活的“发现”让我打破了通俗与精英二元对立的思维，这种观念的变化无疑会反映到创作中来，成为我个人文学观念的一种重要调整。

　　历史感的获得，让我不断反省作为一个作家，自己究竟是在用什么样的眼光打量现实、描绘现实，批判意识也罢，抒情传统也好，可能都有自己生存体验的影子。归根结底，我们是用自己的眼睛在与时代、社会和记忆对话。

　　金宇澄：“爱以闲谈而消永昼”

　　一部长篇从初稿到完成，到交付第一读者——出版社编辑，听取意见，再到出版，最后到获得读者的评论，这个过程一般要经过几年的时间。《繁花》走的是另一条路，从初稿500字起，就开始接收网上不间断的读后感，一直伴随它到最后的完成。这是网络现场的魅力——写作是给读者读的，写了之后可以立刻被阅读，写完一段就能获得读后感，这对作者来说，是极为愉快的感受，一种始终被阅读的奢侈。

　　在网上写小说不用真名，同样来自连载的传统，这是一种非常打开的状态。作者仿佛换了一个人，那么愉快又那么迫切地去回忆，这是平常很难有的机会——忽然之间，你所有的名目都消失了，你不再是你。但你又始终在读者的关注下，每天写一节，每一节的结尾处理就会有一种现场感——作者非常紧张，又有高度的表现欲，与读者之间是吸引与被吸引的关系。虽然《繁花》初稿经过数次改动，但成书后节与节的划分仍然保持了原貌，现在书中的每一节都是当时每一天写的，这同书斋里独自写作时每一节的处理完全不同。

　　意识到每天的更新文字，始终暴露在读者眼前，那种愉快的程度难以言表。或者说，让你产生出一种超常的谨慎和警敏，调动全身心投入，逼出自己所有的经验和力量，仿佛什么沉睡的记忆都醒过来，进入了一种更安静也更喧闹的状态里，与你的人物故事一起紧密呼吸。最佳的阶段，是你变得心事重重，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不吐不快。我常开玩笑说，这大概类似怀孕的感受，整个人都不对了，不过是一种幸福。

　　此外就是闲谈，就是中国传统的“爱以闲谈而消永昼”。我眼中的作者和读者，确实需要这一类闲散的空间。我喜欢博尔赫斯的看法：“正如《一千零一夜》一样，旨在给人感动和消遣。”对读者来说，感动和消遣是阅读最重要的部分，是文学允许的一种方向。记录生活的特殊性和平凡性，是文学永恒的方向。

　　苏童：从没离开这条街

　　“香椿树街”是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地理标签，我从来没离开过它，从这条街上我时常回头看自己的影子，向自己索取故事。我期望这条街能够延展，能够流动，因为流水不腐。有人担心这条香椿树街会显得狭窄短促，我从未担心过。

　　我描绘勾勒的这条街，最终不是某个南方地域的版图，而是生活的气象，更是人与世界的集体线条。我固守香椿树街，因为我相信，只要努力，可以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搬到这条街上来，而我要做的，就是让没有喧哗权利的语言，齐心协力顺流而下，把读者送到这条街上来。

　　好多年前，我熟悉的一个特别腼腆的街坊男孩，令人意外地卷入了一起轰动街头的青少年轮奸案，据说还是主犯。男孩的父母一直声称儿子无辜，为此跑断了腿，说破了嘴，试图让当事的女孩推翻口供，未有结果。那个腼腆男孩多年后从狱中出来，混得不错，性格依然很腼腆，人到中年之后，我遇见过他，有机会刺探当年的案底，追问他的罪与罚是否真实公平，却始终没有那份勇气。

　　好在有小说。我把他写进了《黄雀记》。

　　小说里有自由。自由给小说带来万能的勇气，也带来了最尖锐的目光，它可以帮助我们刺探各种人生最沉重的谜底。

　　不过，读者对文字始终是警惕的，充满拷问意识的，当你要模糊“所有格”的时候，他们也许恰好要厘清，那是谁的生活，谁的社会，谁的思想？读者与作家面对一个共同的世界，他们有权利要求作家眼光独到深刻，看见这世界皮肤下面内脏深处的问题，他们在沉默中等待作家的诊断书。而一个理性的作家心里总是很清楚，他不一定比普通人更高明，他只是掌握了一种独特的叙述技巧。

　　李佩甫：

　　找到自己的平原

　　“我是一粒种子。”这是《生命册》的第一句话，我曾经花了一年时间，废掉几万字，就为了找到它。我要通过这“第一句话”来决定整部作品的语言基调和情绪走向，确立这部小说的写作方向。

　　“平原三部曲”之间是递进关系，我期望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向平原发问。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收官之作《生命册》无论从宽阔度、复杂度还是深刻度来说，都是最具代表性的。

　　平原已经不仅仅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写作领地。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环境和领域。我的写作领地是平原。

　　我说的平原以豫中平原腹地为根基，这里一马平川，人口密度大，无险可守，历史上灾难深重。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经人工开掘过的，到处都是人的痕迹。找到了我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疼痛感的。因为，实实在在地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就《生命册》而言，我写的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着力于写他的“背景”、他的“土壤”。这里所说的“背景”，是指平原上一个名叫“无梁”的村庄。这个村庄是虚拟的。作品中的“我”（吴志鹏）是从无梁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从乡村一路走来，身份也一直在变，从大学老师、北漂枪手到南方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再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药厂负责人……可他不是一个人在行走，他是背着一个乡村在走。

　　近年来，社会生活发生了高速螺旋式的变化，常常使人目不暇接，甚至目瞪口呆。

　　在平原，农民已逐渐演变为流动着、迁徙着的人，在大变革的潮流中被裹挟着四处奔突，过着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族、一族带一村，先漂泊后定居的复制式、印染式的生活。这是连根拔起的一种生活，是疼痛与憧憬并存的一种生活。当我们吃饱饭后，却发现大地已经满目疮痍，我们已经丧失了诗意的“家园”，人类怎么与土地、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不再是一个老话题，而成了一个迫切需要面对的新命题。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这边风景》 王蒙

　　从1963年起，王蒙开始长达16年的新疆生活，而这部70多万字的长篇巨作也是描写关于新疆的故事，是王蒙1974年至1978年间在新疆创作完成的，近期被重新梳理，于2013年正式出版。小说中描写了多民族、多文化的新疆地区所发生的趣事。

　　《江南三部曲》 格非

　　《江南三部曲》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3部长篇小说构成，三部作品总共超过87万字。

　　小说讲述了晚清末年、民国初年江南官宦小姐陆秀米与时代梦想、社会剧变相互纠缠的传奇人生。

　　《繁花》 金宇澄

　　2012年8月，在《收获》杂志长篇专号上，金宇澄将原本33万字的《上海阿宝》删掉2万字，改名为《繁花》登载。杂志脱销，只能加印。后《繁花》出版成书，书一出版就以横扫的姿态拿到了当年几乎所有长篇文学大奖，并以超过30万册的销量迅速成为畅销书。

　　《黄雀记》 苏童

　　小说《黄雀记》写香椿街的往事，故事情节在保润、柳生和仙女之间展开，进而点出作品的核心。该作品通过3个不同的当事人的视角，组成三段体的结构，写他们后来的成长和不停的碰撞，背后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其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

　　《生命册》 李佩甫

　　《生命册》是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压卷之作，其中既有对20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

　　（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