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呼吁进一步加大打假力度：让制假售假者倾家荡产

　　代表委员呼吁进一步加大打假力度

　　让制假售假者倾家荡产无处可逃

　　隐去身份，突破“拉客仔”层层防线，潜入假包生产窝点……今年2月，全国人大代表卢馨、米雪梅和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蒋洪峰在广州白云皮具城开展了一次暗访，亲眼见证了假冒皮具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震惊！”，是他们的共同感受。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将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绝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近日，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要从源头杜绝假货，加大打假处罚力度，让制假售假者倾家荡产、无处可逃。

　　造假是在毁掉“生命线”

　　全国人大代表、茅台集团副总经理张德芹对制假售假行为深恶痛绝。他说，“茅台作为一个国字号名牌，长期以来深受假冒伪劣的影响，是假货的受害者。”

　　党的十九大期间，贵州六盘水市盘州市淤泥乡岩博村党委书记余留芬在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脱贫工作时，提到了村里生产的“人民小酒”。“人民小酒”一夜走红，销量迅速突破6800万元。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余留芬近日却透露“人民小酒”被制假售假者盯上了。“市场上有大约80家产品在仿冒我们，从名称、瓶型到商标，甚至是广告词，全部照搬了上去。”她说，“人民小酒”是岩博村脱贫的生命线，村民们把它当宝贝一样爱护，绝不能让假货毁掉它。

　　全国人大代表米雪梅是一家服饰公司的客户服务部总监，对于假冒伪劣产品，尤其是服装格外抵制。她说，企业花费极大金钱和精力用于自主研发，但利润空间总是被假货侵蚀。更为关键的是，制假者为降低成本所选用的伪劣原材料，往往会危害消费者的健康。

　　呼吁制假行为直接入刑

　　河南假冒避孕套、贵州灌装假茅台、莆田鬼市售假鞋……春节前后，公安部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春雷行动”。为何造假屡禁不止？多位代表委员认为，制假犯罪成本低，是造假行为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之一。

　　据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17年，该部通过大数据共排查出5436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疑似制售假线索，但通过公开信息能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为63例，刚刚超过全部线索的1%。

　　对于这个1%，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认为“成本太低”。他说，犯罪收益远高于犯罪成本，容易造成制假售假犯罪的累犯、再犯。他呼吁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同时加大对制假售假行为的刑罚力度，提高制假售假犯罪的法定刑，并加大对制假售假人员的经济惩罚。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技委主任张全表示，法律目前对制假售假的处罚力度还不够，制假售假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很低，带来的威慑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制假售假者敢一而再再而三的以身试法，假货打而不绝。

　　“假冒伪劣国外也有，制假售假者会付出巨大成本和代价。”张德芹说，国家应该从立法的角度，完善打假相关的法律体系，像打击假币、打击酒驾一样打击造假行为，让法律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

　　米雪梅也表示，制假售假行为尤其对真正遵守市场规则、诚信经营的小企业是一种不公平，应该加大对制售假行为的打击力度。

　　打假也是供给侧改革

　　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表示支持从源头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构建打假联动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卢馨表示，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既是对造假者的负向约束，也是对诚信经营者的正向保护。“一方面，要求企业提升创新能力、鼓励加大研发投入；另一方面，新产品一出来，仿冒品就跟着出来，那就没有企业愿意真正地去投入，个个都想走捷径。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就会严重阻碍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高质量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则表示：“只有坚持像治理酒驾一样的理念，通过严刑峻法表达国家对假货零容忍的态度，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假货问题，实现‘天下无假’的美好愿景。”他建议将“多次制假售假”、“受到过行政处罚后又制假售假”、“制假售假多件(套)”等情形也作为定罪标准，实现“一次造假、终身负债”的经济制裁。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纤维检验局局长曾蓉表示：“由于目前造假产品的生产、销售呈现出隐蔽性强、跨区域多领域、造假手段科技含量高等特征，所以需要多部门打破各自职能界限，形成联动机制，实行跨区域的综合联合执法打假态势。”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