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顺谈国企改革：国企老总薪酬与经营业绩挂钩

　　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谈国企改革等话题

　　“国企老总薪酬与经营业绩挂钩”

　　国企改革是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国企改革的相关热点问题做了回应。

　　今年的国企重组会有哪些新特点？在国企的授权方面有哪些新的内容？

　　央企如何在推进创新方面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如何看待改革重组过程中所谓“国进民退”的声音？

　　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进行了采访。

　　“国企老总的薪酬水平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建立了“业绩升、薪酬升，业绩降、薪酬降”的强激励硬约束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入股权激励等创新导向的中长期激励方式，充分调动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管理、技术骨干等核心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

　　混改后各方股东可相互制约

　　北青报：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点，不少民企在混改中成为了国企的股东，比如联通的混改引入了腾讯、百度、阿里、苏宁等民企，这种“联姻”是一种怎样的考虑，对国企发展会带来哪些好处？

　　徐福顺：联通的混改方案发布后，立刻成为资本市场瞩目的焦点。混改后，联通集团对中国联通的持股比例从原来的63.7%降至36.7%，仍是大股东，但不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腾讯、百度、阿里、苏宁等民企成为战略投资者。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混改企业的基石，国机集团所属中国电器混改后，外部董事占到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二，代表了各方股东的利益，形成了外部董事、内部董事、职工董事互相制约的机制。各类所有制股东按照股东权益平等参与企业决策，从此告别一股独大，有效防止内部人控制。

　　混改不是为了混而混，最终要看企业实力是否得到提升。中国建材与民企深度合作，以近400亿元的国有资本吸引1000多亿元社会资本，撬动近6000亿的总资产，在新兴产业开展集成创新，扩大高端供给，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领军企业。

　　北青报：参与混改将给民企带来哪些好处？

　　徐福顺：混改后，一些重要领域逐步面向社会资本开放，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电信、军工等重点行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通过混改，国企民企携手共赢合作。国有企业也借助混改迈进了新产业，试水新业态。

　　混改有利于国企民企携手走出去，比如山东如意集团与中国华能山东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的巴基斯坦萨希瓦尔煤电项目，成为巴基斯坦国内单机容量最大、技术最先进、环保指标最优的煤电项目。

　　央企重点任务在于“补短板”

　　北青报：2018年初中核和中核建合并，国资委监管的央企数量进一步减到97家，新一年央企重组会有怎样的新特点？

　　徐福顺：2017年中央企业重组整合有序推进，央企数量首次缩减至两位数97家。推动中央企业重组整合，重点不在户数增减，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提升中央企业发展质量。2018年，我们将聚焦国家战略领域，坚持市场化导向，加快推进中央企业横向联合、纵向整合和专业化重组，扎实推动国有资本优化配置。

　　今年要扎实推进战略性重组，按照“成熟一家、推进一户”的原则，稳步推进装备制造、煤炭、电力、通信、化工等领域中央企业战略性重组；以拥有优势主业的企业为主导，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专业平台作用，持续推动煤炭、钢铁、海工装备、环保等领域资源整合，减少重复建设。适时培育孵化新的产业集团公司；要以重组整合为契机，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快业务、管理、技术、人才、市场资源、企业文化的全面融合整合，放大重组效能。

　　北青报：重组和改革将会给国企带来哪些方面的变化？

　　徐福顺：中央企业的重点任务不是赚多少利润，而是解决目前包括科技、管理等各领域存在的空白和短板，比如特种材料以及5G的前期工作等，都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拓展。由学跑、跟跑向领跑迈进，培育国际一流企业。

　　北青报：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过程中，将给监管的具体工作带来哪些变化？

　　徐福顺：国务院国资委按照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进一步梳理国资监管机构职能和各项规章制度，研究制订了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29个地方国资委也制订了不同形式的国资监管权责清单。目前正在按照清单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调整完善出资人权责事项，推动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

　　已有70家国企实施股权激励

　　北青报：中央推行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制度，实施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那么国企老总的工资收入将怎么变化？

　　徐福顺：2015年度是实施薪酬制度改革的第一年，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平均年度薪酬比2014年年度下降42.3%，受企业经济效益等因素影响，境内中央企业中，中国石油主要负责人年度薪酬“落差”最大，由2014年度的146万元降至2015年度的64万元。2016年度，中央企业经济效益实现了恢复性增长目标，主要负责人平均年度薪酬比2015年度增长8.85%。国企老总的薪酬水平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建立了“业绩升、薪酬升，业绩降、薪酬降”的强激励硬约束的激励约束机制。

　　另外，引入股权激励等创新导向的中长期激励方式，充分调动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管理、技术骨干等核心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截至目前，共有70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调动了企业关键人才的积极性。

　　北青报：那么央企如何在推进创新方面发挥领头羊的作用？

　　徐福顺：为推进央企创新，国资委成立了中央企业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出台了九条针对国资委机关的措施，以给中央企业创新创造环境、创造条件。同时，国资委还设立了中央企业国创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投向航天、核能、高铁、3D打印等一大批优质项目，加快突破产业发展短板。

　　“国进民退”不正确也不属实

　　北青报：有声音说，国企的重组可能会导致垄断，不利于民营企业参与竞争，会导致“国进民退”的局面，如何看待这种声音？

　　徐福顺：“国进民退”既不正确，也不属实。国企民企是竞争中合作的关系，不是“谁进谁退”“此消彼长”，而是共同做大中国经济的蛋糕，你进我也进；国企民企是优势互补的关系，国企为民企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宏观条件，民企为国企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竞争环境、广阔的市场需求和全面的共同协作；国企民企都是推动我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推动国企民企协同发展，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混改打破企业在所有制身份上的纠结和界限，让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提高资本运行效率，实现国有资本、非公资本融合发展。

　　以中车集团为例，通过优化产业链，吸引了一大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参与到高铁的供应体系中，5年来为民营企业创造了近600亿的市场空间。目前中央企业牵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159个，涌现出了航天云网、中航爱创客、欧治云商等一批代表性企业。

　　海外投资需防止“恶性竞争”

　　北青报：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日前提到，要严控各类风险，特别是海外的风险，投资的风险，能不能谈一谈目前海外投资都会遇到哪些风险？

　　徐福顺：海外的风险首先是投资决策风险，企业因缺乏对涉外投资环境、投资项目的有效风险评估，致使其海外投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二是经营管理风险，企业因缺少跨国经营管理的经验，管理体制尚不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风险；第三是分散化经营与恶性竞争的风险，我们自己在外面打架，本来一个标5亿美金，老三去了报4亿美金，老二去了报3亿美金，最后损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第四，这是最大的风险，就是投资环境的风险，包括政治的风险，一些国家和地区往往存在政局的不稳、汇率的风险、法律的风险。

　　文/本报记者 朱开云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