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留恋旧的发展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洲非洲一些独立的国家,想早日摆脱贫困状态,听从了某些研究发展经济学家的意见,引进外资,结果,虽然经济增长率高了,人均GDP增大了,但没有改变原来的体制,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困难逐渐被一些经济学家从新的角度做了批评解释,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只顾发展,只顾引进外资,盲目发展,盲目开放投资,盲目输出资源而不改体制,这是有害的,就会使他们陷入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也能达到,但同样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什么?叫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什么意思?就说走老路,这是最保险、最安全的,因为前人是这么做的,前人是这么做,后人跟着他们的脚步走,这样的话不承担责任,同时也就回避了走新路可能遭遇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于是很多国家虽然它感到现在的旧发展方式有问题,有矛盾,但还是坚持它的路径依赖。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留恋旧的方式渐渐成为一种惯例,即使是在某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从低收入陷阱走出来,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它怎么办?还跟过去旧方式一样,结果就陷入了旧的陷阱。这种情况也有例外,希腊就是一个例外。希腊在二十世纪转到二十一世纪的阶段中,人均收入或者人均GDP的收入都超过了过去,超过了人均GDP12000美元,12000美元被认为是条杠杆,超过了。超过了以后联合国、世界银行就纷纷祝贺,你超过了中等收入。但又怎么样?制度不改,金融风暴一来,它受到波及,马上又下去了,又回到了中等收入的陷阱阶段。所以,从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就可以看出,走老路并不一定是没有风险的,而且风险全部改成新模式的风险小。
第二个问题是新旧发展模式怎么样把它成为革命的故事。这个全世界很多经济学家在讨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旧的发展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旧的发展模式持续了多年了,在社会上有很多,严格说,在中国只有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才把新旧模更替作场革命,发展方式的革命。尽管在强调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一再提到新发展方式对旧发展方式要替代,但路径依赖的影响不可小视,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国情还是慢慢地改,这样可以速度慢的新发展方式还在推。这样是一个大的问题,传统发展模式它是不会自动退出的,要挤它,这样才能找到新发展方式。路径依赖在思想上成为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就是说既然是这样的要改,那就慢慢改,所以说它没有一种结构性,并且还认为这种发展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跟资源配置的改变结合在一起的。
根据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先要分清楚什么叫旧发展方式,什么叫新发展方式。旧的发展方式就是走老路,跟着走,责任前人负了,这里没有新东西,反而可以避免创新的风险。这就是旧发展方式。新方式呢?就一定要通过重要的改革,通过一些革命性的改革才能做到。最重要的是改革什么?比如说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这个就是一种改革,这个改革以后,就能够使企业真正的自己经营自负盈亏。还有通过新发展方式改革重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提供新产品、新产能、新功能等等。这个是重要的。你不跑这儿,旧的怎么被替代,新的怎么把旧的赶走。
根据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中国,市场一定是要排在重要位置,是决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但经济中还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公益性的部门,比如说跟国家安全有关的部门,还有特别重要的新科技的研究单位。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要利用市场调节,但政府也影响发挥规划引领支柱的作用。那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怎么样把经济转型,一般情况下,就是市场来调节,不然就被淘汰了。但是特殊的行业,非营利性行业,纯粹公益性行业就采取另外的方式,政府发挥引领的作用,扶持的作用。
在这里还要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么急,改革是不能拖的,如果是长期在这里较量,是旧生产模式好还是新的生产模式好,因为经济在前进,经济在前进企业它有同行,国外有同行,国内也有同行,你不改就被淘汰了,不改就竞争不过别人了。所以这个念头一定要下。
再走以前的道路,路径依赖的道路最后只能延迟经济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我们可以简单说,什么大转变,旧的会转型的,就是这样的。旧的是重数量、重速度,新的是重质量、重效果。企业是相互观看的,所以说不是不变,它没有感到压力不会变,压力在前面了,你不变就被淘汰,就是这种情况。置之死地而后生,应该有这样一种想法,但在我们现代却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怎么样?认为转变还是可以的,得慢慢来,别那么着急。为什么?一转变快了,新旧转换从哪里来,一转变快了,东西不足,引起物价的上升吗,你这样究竟新生产的销路何在,你在没有出来之前,你的创新是不是带来更大的风险,有各种各样的争论,这些争论靠什么?靠深入学习,深入学习十九大理论。十九大理论上讲的很清楚,我们重在发展理念的转变。发展理念转变了,你才能够前进,发展理念不转变,仍然是以前的发展,甚至盲目认为,我现在已经是路线都通了,不能再大干快上,这种对长期的转变来说,转型来说是不够的。所以这里应该提出这个问题。
高速度不是常态。很多世界上的国家走过高速都是暂时的,不能维持的,因为经济学家都知道,高速度不是常态。中高速增长对某些国家来说,走过了也不是常态,还在变,还在往下走。因为经济在发展,所以说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不要再留恋高速度,中高速度就够了,中高速度怎么样?是看情况。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把中高速度作为常态,这样的话就能够持久。至于说到得去库存、补短板、降成本等等,要不要做?还需要做。因为你有这么一些需要来补的短板,需要让它们继续前进的机会的话,为什么不利用了,你不利用别的企业就用了,每一个企业家都应该有这样的,并不是我用不用的问题,而是我的工人能不能继续在这里就业的问题,我的市场是不是被别人夺走的问题。因为有这样一种想法,所以对我们来说中高速增长是维持经济的常态的一个必要。
就中国来说,怎么样保证今后的发展能够继续下去?首要就是在今后的日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企业的对手也是企业。当别的企业试验成功了,有新产品新产能的时候,逼迫你改,你不改他兼并你,你就黄了。这个不是坏事,真正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在竞争中出现的,是在有所为、有所不为,放弃一些东西才能坚持下去的。这一点企业应该看得很清楚。企业应该看到,转型阶段甚至为未来人力资本做准备的阶段,这样的话一旦铺开了是快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就行了。
我们可以说改革是不可能止步的,你按旧方法就待在这里了,迟早要被淘汰,那就不如出来拼,出来改。所以现在是叫二次创业,对民营企业来说特别重要,民营企业今天正面临着二次创业的阶段,如果没有二次创业怎么来应付下一阶段的竞争。人才的培育,也应该从这个方向走,人才大大不够,培训以后更多的人是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把技术提高了,知识提高了,将来不要害怕,这就行了。不能够再去依赖过去的途径,我们应该说只有通过竞争自己,改造自己,创新路,中国企业才有更美好的前途。好,谢谢大家。
现场提问:
简翎:厉老师,您好。改革开放40年, 股份制、《证券法》草案、“非公经济36条”、市场化改革等等,您都是提出者或参与者,深深影响和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改革进程。如果让您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您怎么看待这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保持什么,改进什么?
厉以宁:你这个问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个革命。因为当时在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走向了改革的道路。第二个是在整个改革的进程过程当中,要看到十八次党代会以来,这个改革的进程比过去大了,改革所涉及到的范围比过去多。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改革,懂得未来的方向是什么,这样才行。
(责任编辑: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