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刘易斯拐点”又被高频率地提起，这主要与现阶段我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和产业结构问题密切相关。但是，我国是否必然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呢？

　　刘易斯的经济学理论主要以20世纪5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为经验事实基础，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描述为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传统农业富余劳动力不断被工业部门吸收的过程。传统农业部门富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完以后，就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所谓“刘易斯拐点”。人们对“刘易斯拐点”有一个很大的误解——把它理解为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过渡点。实际上，它是市场均衡工资的形成点。在此以前，工业部门给予来自传统农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只达到维持他们基本生计的水平。工资能够被压低，当然与劳动力供给多有关，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低成本优势之一。

　　然而，现在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发展条件已经与刘易斯所处年代大不相同了。具体到我国，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了不一定出现（至少现在没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第一，我国有着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总量。一个有着9亿以上劳动人口的国家会出现劳动力短缺，这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与“刘易斯拐点”联系起来则更是一种误判。难道劳动者有条件获得市场均衡工资就是劳动力短缺了？我国现阶段一些所谓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其实是劳动力供给结构问题。第二，我国特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决定了发展过程不完全是刘易斯意义上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第三，我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比刘易斯的开放经济模型所描述的更加国际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经济环境。

　　应当看到，劳动力短缺和人口红利消失是两个有联系但并不等同的概念和现象。人口红利消失，其经济学意义在于工资成本优势消失，社会学意义在于人口抚养比上升。而劳动力短缺是相对于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和经济总量而言的。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并不是总量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而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问题。

　　现在，社会上放开生育政策以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呼声很高。那么，鼓励生育孩子真能解决这些问题吗？短期看不能。放开生育政策会带来新出生人口增加，但等他们成长为劳动力，则是20年后的事情，不仅不可能增加短期的劳动力供给，相反还会提高人口抚养比，在养老负担之上又增加养小负担，甚至会降低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综观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因为人口红利而成为发达国家。因此，我们不必留恋低工资的人口红利，更无须再造它。应把人口红利消失作为倒逼机制，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这里，必须明确几个基本理论问题：首先，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但不相等。产业结构是指不同产业数量比例，而产业升级是指产业质量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化对产业质量可能导致三种结果：提高、不变和下降。我国现阶段既需要产业结构调整，更需要产业升级。其次，产业结构问题只存在于大的经济体，市县乡并不普遍存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问题。每个小地方只需根据要素禀赋因地制宜地发展产业，大的地区和国家的产业结构自然就是合理的，否则就会出现大、小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趋同。第三，产业结构内生于生产要素结构，政府有效的作为空间主要在于改善要素结构，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主要靠市场。政府加强国民教育、增加科技投入、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最有效的作为。第四，所有服务业都是为实体经济和人们生活服务的，包括金融业。我国经济不能“未实先虚”，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作者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19日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