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在七国集团峰会的举办地德国加尔米施—帕藤基兴，抗议者高举反对北约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标语。

　　七国集团峰会6月7日—8日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山区的埃尔毛宫举行。为确保会议安全，德国出动了两万多警力封堵路面，大多数记者只能“滞留”在距离会场8000米的新闻中心看电视。这种安排让活跃的峰会抗议者获得了出镜机会，七国集团领导人讨论的话题反而受关注不多。对于峰会失去关注度的真正原因，英国《卫报》的一篇评论分析说，这是因为七国集团已经“到头了”，早就不能适应当今世界的需求。

　　联合声明缺少实质性行动计划

　　按照议程，七国领导人举行四次工作会谈，分别讨论世界经济、增长与价值观、贸易及其标准、气候与能源以及反恐问题。7日的晚宴讨论安全与外交政策，8日的工作午餐是与非洲国家领导人讨论妇女、健康与发展问题。可以说，当今世界的主要挑战都被纳入了峰会议程。

　　但问题来了：这么多问题，它们能应付得了吗？这也是“德国之声”会前一篇评论中提出的质疑。这篇评论回顾了近年来国际治理体系的演变，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面对全球问题，处理起来捉襟见肘，不得不更加倚重二十国集团会议。于是，随着影响力的衰弱，为了体现存在感，七国集团转而开始强调“共同价值观”，并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投名状”，然而收效甚微。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最富有的80个人拥有的财富反而从1.3万亿美元增长至1.9万亿美元。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全球40%的财富。评论最后强调，七国集团必须在气候变化和社会平等诸方面做出切实承诺，才能对得起“共同价值观”。然而遗憾的是，德国官员明确表示，会议15页的联合声明中不会包括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计划。

　　参会各国都面临着不同问题，打着各自的“小九九”，这也让峰会难以讨论实质性问题。美国关注反恐，法国希望增长，意大利忙于应付难民，德国期待环保承诺，日本则债务积重难返。《卫报》7日发表的评论说，过去十年七国集团已经靠边站。一个国际机构的有效运作需要多重因素。首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最后是当分歧暂时难以弥合时体现领导力。当前七国集团只具备第一点要素，即堆积如山的问题：希腊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融资机制、气候变化、贸易、全球复苏、打击避税、促进社会公平等等。但在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方面，各国莫衷一是，前后矛盾。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西方发达国家不约而同采取高赤字策略推动增长，接着在增长和紧缩之间开始扯皮。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原本被认为能发挥领导作用，结果令人失望。各国领导人匆匆召开会议，发表了空洞的声明，随后匆匆回国。

　　少数富国无法左右全球命运

　　和去年一样，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受到邀请，但会议的议题绕不开俄罗斯。七国集团领导人敦促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促使明斯克停火协议得到切实执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称：“如果有人想要提起改变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那只能是关于加强制裁的讨论。”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会前对七国集团的零和思维模式提出批评。他说，正因为存在立场分歧，才需要请普京参加峰会讨论。他说，除了和欧洲合作之外，俄罗斯还有其他选项，但欧洲却没有，“欧洲只有和俄罗斯合作才有未来”。

　　俄罗斯《观点报》7日刊登的文章称，七国集团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将使自身效率大大降低，因为峰会许多议题都与俄罗斯有关。俄国家杜马议员亚历山大·罗曼诺维奇在接受“报纸”新闻网采访时说，七国集团的主要议题应该是经济，现在却大肆讨论起了政治。然而，绕开俄罗斯讨论乌克兰问题，任何决定都不会有什么实际作用。

　　七国集团峰会之后，今年还有三个重要的全球性会议，即亚的斯亚贝巴的国际发展融资会议，纽约的可持续发展特别峰会，以及巴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希腊债务危机迫在眉睫，一旦违约将造成连锁反应。但看起来，七国集团领导人个个会卷起袖子，却不真正动手。七国集团已经无法履行被期待的任务了。

　　从上周四开始，欧洲各地民众在慕尼黑等地集会，抗议发达国家在发展、环保和社会平等方面光说不练。新闻中心所在的加尔米施—帕藤基兴火车站口，一名抗议行动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少数几个最富有的国家宣称能对全世界的命运做出决定，但它们没有任何合法性。七国集团的政策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战争与军事行动、剥削、贫穷与饥饿、环境退化与拒绝难民。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口号，比如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反对北约、反对政府大规模监听、反对削减民众福利等等。

　　波恩大学教授辜学武表示，由于新兴国家的集体崛起和全球格局转换，七国集团在应对全球挑战时越来越力不从心。这种挫败感导致了集体焦虑。而越是焦虑，便越有抱团取暖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七国集团峰会重要性大不如前，发达国家仍会希望将峰会开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