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称，分析家们说，自满可能是未来二十年影响亚洲成功的最大威胁，一些发达经济体可能掉入“高收入陷阱”，且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挑战。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6月4日报道，2014年，日本是世界最大债权国，其海外净资产为3万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二。这两个亚洲最大经济体中期看可能会拼命保护它们的财政地位。

　　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格兰特·沃德尔—约翰逊和伯纳德·索尔特说，日本、中国和韩国在确保到2030年前的这段时间里其征税基础的“财政安全”方面表现最差。这一指标衡量一国基于包括人口结构和债务在内的一些因素的纳税能力。

　　在中国和日本，到2030年，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数(15岁至64岁)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数(14岁及以下和65岁及以上)之比将降至71%。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则为100%。

　　中日这两个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还面临因劳动力基础萎缩、政府提供更多服务和支持的挑战，这样一些“受人口结构损害”的国家将受到收入和间接税日益减少而福利成本增加的冲击。

　　报告作者说：“许多亚洲国家还没有完成扩大征税基础和降低税率的税收程序简化。未来将遇到需要降低企业税以保持竞争力和不损害整体财政地位之间的矛盾。”

　　他们还说，亚洲其它一些经济体也“非常容易受世界经济的影响”，新加坡尤其突出。

　　报告说：“一些发达经济体形成了一种‘轻松繁荣’的文化，这种文化现象得到人口结构因素的支撑，不过，在未来十年里，这些因素将消失。由于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很难提供人们所期望和要求的服务，发达世界将发生“重大转变”。

　　相反，“充满朝气、管理良好的发展中经济体将支持一个日益增长的征税基础，而其社会的期望比较适度”。

　　毕马威报告的作者指出，得益于公共债务水平较低、“人口红利”带来好处以及更多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印度、印尼、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很可能是2030年前的这一个时期的赢家。

　　譬如，在印度，男性的劳动参与率超过了80%，女性则为29%，而在印尼和菲律宾，男女的劳动参与率也存在30%的差距。预计这种差距的缩减将刺激经济进一步增长。

　　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些国家预计会躲过“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发达经济体可能已面临的新威胁。

　　正如一些评估报告所显示的，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逐渐达到了高等收入水平，从中等收入水平跨入高等收入水平是一大挑战。

　　然而，据汇丰银行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诺伊曼说，关于像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这样的国家是否能跨越门槛进入较高收入行列的辩论忽视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一旦达到了一定的富裕水平，收入增长停滞的风险就越来越大。

　　诺伊曼在《日经亚洲评论》上发表文章说：“与过去几十年的巴西和墨西哥相似，一些富裕经济体最近发现，较之于美国，其人均收入陷入停滞。这看起来或许是个难题，但高等收入陷阱和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不变一样危险。”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就是诺伊曼的分析文章中所说的那些国家的“典型”，在其资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的人均收入20年来实际上一直停滞不前。

　　据诺伊曼说，日本和该地区其它一些国家有许多“十分明显的”相似之处，先是出口带动下制造业迅速增长，接着是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而后暴跌，人口结构挑战日益严峻，一些决策者不敢大胆改革。

　　他在文章中警告说：“在日本以及其它国家，人们往往不愿作出艰难抉择，而是依靠货币和财政宽松政策来渡过难关。这种情况并非总是既得(商业)利益集团导致的结果。大多数选民或许并不觉得迫切需要采取必要的行动，而宁愿保持现状，尽管随着时间过去这种作法变得不可持续。”

　　在整个亚洲地区，香港、新加坡、韩国和泰国也都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人口结构挑战，尽管香港和新加坡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经济转型方面做得比较成功。

　　他说：“然而，它们与日本的共同之处是私营部门杠杆增加，房地产行业十分火热。如果出现暴跌，那么，它们很可能遭遇日本曾面临的类似问题。”

　　他说一旦爬上高收入阶梯，国家就“更难”进行结构改革。他拿新加坡为例，说新加坡通过实行员工培训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在刺激生产力快速增长方面取得了最大进步。

　　诺伊曼批评过度使用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他说，杠杆无法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手段。各国政府是否能机敏地朝前发展、避免犯日本过去犯下的错误，将取决于它们能否自行绕开高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