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不宜用国外指标衡量中国税负

　　新京报讯(记者 白金蕾)“很多人用国外的指标来判断我国税负的高低”，“这个判断依据是不对的，宏观税负高低是一个总体判断，每个国家政府开支的需要是不同的，每个国家企业的经营状况也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用其他国家的宏观税负标准来判断我国的(税负标准)”，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许善达，在12月1日举办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发表了上述观点。在讲话中，他还从中小企业的实际缴税率提高、基础商品的价格上涨、留抵税款改退税等三个角度，分析了为何在实际感受中，部分企业并未体会到税收下降的原因。

　　许善达判断我国宏观税负会在短期内处于稳定状态。在他看来，决策层已经意识到宏观税负是我国财税战略中的重要问题。但决策层对宏观税负的判断，需要根据国家的收入支出，企业的经营情况，税源情况和政府开支等，进行总体判断，而做出这个判断需要时间。由此许善达认为稳定宏观税负是短期工作，“在这个时间内先稳定，等做好了判断，再做出最后的决定”, 许善达说。

　　既然我国宏观税负会在短期处于稳定状态，那么为什么企业的实际感受却与此不同?许善达称这是以下三个原因导致的。首先，对中小企业而言，税负是增加了的。因为中小企业在营业税的制度下，对外销售或提供服务经常是不开发票的，接受服务的企业也无所谓。但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接受服务的企业需要服务方提供增值税票，用以报销。所以营改增后，增值税的征收率实际上要比营业税的(征收率)高，这导致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的负担上升，这是税制变化导致的实际税负提高。

　　其次，基础商品价格上涨，导致投资品领域的税负增加。2015年底，我国实行供给侧改革，到2017年，去产能工作取得了显著的实效。一些基础商品的价格开始上涨，比如煤炭、钢铁等，这些领域的税收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导致税负增得比较多。此外，基础商品价格上涨没有完全递延到消费环节，消费品价格的涨幅并不高，但投资品的涨幅比较高。而我国税收从投资品领域征收的比较多，因此，这部分税收增长得比较快，企业的实际感受也是税负增加了。

　　最后，留抵税款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我国在1994年设立增值税，主要是要学习欧洲增值税制度，欧洲是一个月核算一次，如果企业销售要交的税，比购买要交的税多，那么企业需要向政府交税;如果企业销售要交的税，比购买要交的税少，那么政府退税。但考虑到1994年，我国政府税收较少等原因，因此把应该退给企业的税设计为“留抵税款”，等企业未来产生销售时，再来抵消。

　　“营改增”以后，包括企业购买设备、搞厂房，所有的购买行为，还有融资行为的购进，都被记为留抵税款，对企业来讲留抵税款的范围扩大了、数量也增加了。对那些刚刚投资、还没有生产的企业，这部分留抵税款对于企业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只有购买项，没有销售项。像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可能三年以上才有销售项，这样前期购买设备的投资，融资行为产生的税收成本，这部分税款都被记作了“留抵税款”，直到后期产生销售后，才能抵消。

　　许善达称，国家相关部门也在为此做出调整。2018年3月两会期间，国务院做出决定，拿出1100多亿元，把各地历史结存的留抵税款，改成退税发还给企业。但许善达说，现在看来，企业留抵税款的数量还有，这部分没有完全解决，许善达判断留抵税款问题会在5年到10年内被慢慢消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