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代表谈创新环境：已建立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政策措施

　　中国网财经10月20日讯 十九大新闻中心今日举办第四场集体采访活动。多位党代表回答了有关中国科技创新环境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分子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王秀杰表示，十八大以来，国家有一系列重大政策落地。有很好的环境可以放逐自己的智慧和思想，为实现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具体来说，比如在项目申请、经费预算、项目经费执行、项目执行汇报等环节都有了很好的简化和灵活性。现在的政策在经费和项目管理上都给予很大的灵活度，使得科学家能够有资源、有条件去捕捉到科研过程中发现的新的增长点，使得他们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能够更好地在创新发展的探索中取得更多引领性的成果。

　　关于未来需要改进的地方，王秀杰表示，“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国际化、大科学，也越来越需要发挥学科交叉的优势，很多关系国计民生重要的科研项目都需要各个领域、各具专长的科研人员协同工作。在这方面国家已经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协同创新的政策。尤其在十九大报告中，又特别提出要打破部门利益的藩篱。我们想，未来在科研评价方面也应该会有一系列非常好的政策，去促进科学家从科研的目的出发，更好地合作、更好地为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的愿望做出科技方面的贡献。”

　　王秀杰还表示，过去几年，我国科技得以快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科技部等相关部门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需求，安排重大科技计划和科技项目，组织建制化、体系化的科研力量，集中攻克重大科技问题。国家战略导向、团队作战可以成为我国科技快速跃升的重要手段。

　　陕西省委科技工委书记、省科技厅厅长卢建军表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而科技创新的第一要素就是科技人才。从去年的科技创新大会以来，我们最大限度地激励科技人员创新，更加充分地尊重科技人员创新，以更加包容的胸怀宽容科研失败。我国正在形成一个良好的、适合科技创新的环境。

　　卢建军指出，陕西有27.6万科技人员，如何真正激发人才的原动力，推动知识价值导向分配机制的落实，这就需要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科技创新作为产业的“供给侧”，同时也是创新政策的“需求侧”。所以，科技创新和政策、制度创新一定是双轮驱动，才能真正推动科技工作者创新的原动力，才能真正加快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表示，到2020年我们进入创新型国家，科技管理部门也感到时间紧迫、压力很大。我国走的是一条“以人才强、科技强带动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道路。所以围绕着如何让科技人员开展科研活动更方便、更自主、更有支配权，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都是围绕着科技人员在项目管理和财政科技经费的使用方面，让科研人员更有自主权。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现在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50%以上要奖励科研团队，这样他们就有积极性了。现在要强调对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化实行分类评价，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方式。技术是有成熟度的，有的是9级成熟度，有的12级成熟度，一篇论文肯定不能转化，但是技术到了什么成熟度能够转化，也要有标准，也要有不同的评价。产业化问题方面，我国鼓励科技人员跟企业合作，或者自己办企业。“以上这些，都是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的政策措施。越是时间紧，我们越是要聚天下英才到中国创新创业，这样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才更有把握。”王志刚说。

　　浪潮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恩东表示，这几年科技人员的工作环境、创新环境有了非常大的改善。我是来自企业的，所以更有体会。企业本身机制比较灵活，研发人员无论是收入还是发展通道，这些年都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好，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一样，都有同等的上升通道。在收入上，研发人员不仅有基本的工资，还有项目承包奖、产品效益奖。这些年我们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在研发队伍的建设上也有非常大的发展。在政策层面也有很好的改进。由于政府更加支持、关注科研人才的引进，科研人才不仅在企业有比较好的收入，在政策层面，比如住房、小孩入学等都有很好的待遇。这些对于研发人员来讲都是很好的吸引，在我们研发团队里面就有不少从国外回来的人才。

　　关于改进建议，王恩东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企业意见的征求。因为企业是直接面向应用、面向用户的，他们对于技术和市场的敏感度可能更高，对于技术的需求可能会更加明确。也建议能够有更多来自于企业的专家参与到国家科技政策规划的制定工作中来。

　　南昌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江风益表示，“从现在到2020年还有三年的时间，如果从基础研究开始做技术创新工作，3年之内要想做到应用当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基础研究时间是比较长的，但如果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进行深度融合，在3年之内还是可望做出一些新技术，搞出一些新应用驱动这个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