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最要抓紧的是直接税改革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17北京年会”召开，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华夏银行行长张健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等专家、学者，就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金融去杠杆和中国经济是否已进入新周期等热点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

　　以财政手段帮助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我主要从财政的角度，谈一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难点、对策。

　　金融注重的是通过市场力量，来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财政注重的是通过政府力量，来实现财政资金乃至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和财政，一边是市场，一边是政府。对于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应该让位于市场；但是，对于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该主动发挥作用。

　　对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需要政府去扶持、去引导。“三农”、小微企业、公共服务这三大领域，在实体经济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这三个领域的“高成本、高风险”特征，与金融机构追求“低成本、高收益”目标存在根本矛盾，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必然会形成“马太效应”。因此，推动金融资源向薄弱领域倾斜，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从国际上看，解决“三农”、小微企业和公共服务融资问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政府参与的身影。例如，美国政府设立了小企业管理局，德国政府出资成立了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孟加拉国政府则参与出资创立了“乡村银行”，主要向农户发放小额信贷，成为农村金融的典范。在公共服务领域投融资方面，各国也进行了很多创新。例如，为缓解财政支出压力，许多发达国家开始运用BOT模式，英国政府率先提出了PFI模式，通过“政府付费”的方式，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公共产品。后来，又兴起了意义更广泛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也就是现在常常提起的PPP模式。

　　从我国实践看，缓解薄弱领域融资难问题，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我国财政部门借鉴国外做法，结合我国实际，这些年也做了一些工作，出台了一些政策，应该说从四个层面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体系建设层面，推动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确保金融机构“有人办事”。在信贷规模层面，也实施了一些政策，确保金融机构“有钱办事”。在风险分担层面，出台为农业生产和小微企业增信的政策措施，确保金融机构“有信心办事”。在公共服务层面，大力推广运用PPP模式，确保政府和社会资本“有平台办事”。

　　通过近年来的实践，对财政在金融支持薄弱领域方面有一些体会：

　　首先，政府要引导，但不能主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制度设计，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激励”和“引导”，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商业可持续。

　　第二，“扶上马送一程”，但不能“一送再送”。对于金融服务经济薄弱领域，财政部门要加以扶持，但扶持政策应该是有退出机制的，否则就容易使一些金融机构“躺在财政身上吃饭”，不仅增加财政负担，也会扭曲市场规律。

　　第三，注重激励，不能都给福利。我们一直尝试将“奖勤不奖懒”的激励机制，融入政策安排之中，需要金融机构“跳一跳”、“使把劲”才能“摘果子”，而不是“举手就摘”，在最大限度上激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第四，重点组合发力，不能“单打独斗”。促进金融支持薄弱领域是一项长期、系统性工作，靠单一一项政策、一个环节很难产生很好的效果。综合运用贷款增量奖励、费用补贴、保险费补贴、PPP项目以奖代补、税收优惠等手段，打出政策“组合拳”，形成政策合力，促进金融资源向薄弱领域倾斜。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

　　还不能说经济增长已进入新周期

　　今年前7个月，宏观经济数据有比较亮丽的表现。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实际增长6.9%，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也是6.9%，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2%。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8.3%，比去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9%，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进出口总额增长18.5%。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左右，低于上年同期，全国职工周平均劳动时间连续三个月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增长1.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增长6.4。

　　这些数据是否说明经济增长已经走完增速换挡期进入新的增长周期？我们来看经济的几个重要方面。

　　首先看投资方面。投资既影响供给又影响需求：投资可以创造新的供给能力，同时投资活动又创造对投资品的需求。

　　高效率的投资对于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投资的效率与投资主体是谁有关，也与投资主体的动机有关。今年1-7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8.3%，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高达20.9%。基础设施投资主要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是保增长，对效率的考虑不够充分。我们利用发债券的企业必须公布的资产负债表的相关数据，发现所有发债券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资产回报率在2008年以来不断下降，2015年时已经低至1.88%。这是很低的水平。除了效率的考虑之外，还有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所带来的风险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所以，在我们形成更加合理的投资结构之前，很难说我们进入了增长的新周期。

　　支持经济增长进入新周期观点的一个论据是供给出清将带来新一轮的产能扩张，从而带来新的增长。供给出清的一个主要迹象是价格上升了。如果我们细看不同的价格，我们发现，居民消费价格上升了，其中涨得最多的是服务行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6.4%，但其中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只有0.7%，没有显著变化。价格的上涨主要在生产资料部门（8.6%），尤其是采掘业（26.2%）和原材料（12.4%）。这些部门价格的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去产能，同时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高速增长也为这些行业创造了大量的需求。我们不应期待采掘业和原材料行业大幅度产能扩张，否则又会造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

　　支持经济增长进入新周期观点的另一个论据是1-7月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了6.9%，增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8个百分点。去年的低基数和对海外投资的收紧是民间投资增加的可能因素，但这些因素不可持续。总体来说，民间投资的增速尽管上升较多，但很大一部分的可持续性和效率并不乐观，还有很大一部分和去年相比趋势不乐观，有重要的亮点部分，但体量可能不足以支撑增长新周期。

　　1-7月份投资数据中一个令人担心的数据是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同比减少了5%，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同比减少了5.7%。外资企业的投资尽管体量不大，但对于促进经济的整体效率有重要作用。

　　在消费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加10.4%，大大快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这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实际增长7.3%）快于人均GDP的增长是相吻合的。另外，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快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因此，消费的快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净影响并不明确。劳动力成本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利于消费，但增加企业的成本，可能对企业投资不利。总体来说，考虑到我们的投资率很高，消费的增加对于改善社会福利有正面作用，但对于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则效果不明。

　　在对外贸易方面，直接影响社会总需求的部分是净出口。前半年的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5%，而去年同期这一比例是4.9%，所以从需求角度来说，今年对外贸易对增长的贡献低于去年同期。然而，贸易量的增加对于改善效率有积极的作用，因为贸易不仅可以通过利用比较优势来改善效率，而且可以通过进口投资品来提高投资的效率。所以，今年的贸易情况尽管可能会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但不一定带来了更快的增长。

　　综合而言，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说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新周期。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

　　支持实体最要紧的是直接税改革

　　在当前形势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最要抓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推进直接税改革。

　　实体经济困难，急需国家给予政策支持。迄今为止，国家给予的支持主要有两个线索，一个是给企业减税降费。可是，在减税降费的同时，政府的支出并没有同规模、同比例、同步骤的减。政府收入减少之后的亏空，是以增列赤字、增发国债来弥补的。换句话说，政府给实体经济给企业减税降费的钱，不是自己省下来的钱，而是借来的钱。我们走的是一条以借钱来支撑减税降费的路子。

　　第二个线索，政府支持实体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另一个办法是实行税制改革。鉴于企业家普遍抱怨税负重，因此这一轮的税收制度改革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着眼于总量的削减，而是着眼于结构性削减。结构性削减就是盯着给实体经济和企业减税，而不是常规性的给全民减税。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论及中国的宏观税负，我们不是世界上最高的，2009年，工业化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数是39.2%。中国到今天也没达到这样的水平，30%多一点，而且还是把四个预算统统相加之后得到的结果。既然宏观税负不重，企业家们为什么抱怨税负重？一个最重要原因是，我们90%以上的税收是向企业征收的，向个人收的比例非常低。只要征100块钱的税，90%甚至更多都是企业交给税务局的。所以，中国的宏观税负和其他国家宏观税负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其他国家，宏观税负大体上各占一半，或者更多的是个人承担的。比如欧洲，企业承担的税负是45%，个人承担的税负是55%。在美国，企业承担的税负只有30%，个人承担的税负70%。我们的宏观税负约等于企业税负。

　　因此，从2013年发起的这一轮税收制度的改革，提出的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方向是提高直接税比重。盯的是比例，在宏观税负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减轻企业的税负，增加个人的税负。因为直接税基本上是向个人直接征收的税，而间接税主要是向企业征收的税。

　　因此，这一轮税制改革道路不同于以往，是减企业缴纳的间接税，增加向个人征收的直接税。从2013年到今年，将近四年时间里，我们看到的税收制度改革，基本上都发生在间接税上，基本上都是以减税作为基本行动路线。我们要问的是，结构性税制改革是一种此减彼增的改革，增的改革做了吗？到现在没有，房地产税没有动静，个人所得税综合制也没有动静，我们看到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基本行动路线过去四年多是什么，该增的税没增，该减的税减下来了，减下来之后的收入亏空拿什么去填补，还是增列赤字、增发国债。这几年我们国债的增发、赤字的增列，地方债巨额的发行所带来的风险等等，都和这些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走的是一条以借钱来支撑税收制度改革的道路。

　　两件事情放在一起，都与实体经济和企业相关。两件事都必须做、都该做，但是其结果是什么？关注金融风险，站在金融风险的角度看看这两个方面的进展，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第一，它们都是不可持续的，怎么能指望政府通过持续增发国债来给企业减税降费呢。要让减税降费的路持续下去，真正感受到减税降费的好处，让税收制度改革真正落地，让企业税负重的格局真正有所松动、有所改进，其实在目前的中国只有一件事该做也必须做，那就是加快推进直接税的改革。迄今为止，纳入到直接税改革清单的税种就是两个，一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要走综合制的道路。其二是房地产税。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除了重庆和上海两个城市之外，其他地方个人缴纳的房地产税是0。由0起步，在这个基础上征多少税，哪怕房地产税率定为0.1%、1‰，它也是加税。当这样的改革进入到我们视野的时候，可以发现，它们的难度非常之大。

　　不过，考虑到中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考虑到中国企业税负重的格局必须有所改进，也考虑到中国的税收制度必须走和世界税收制度发展相融合、相协调的道路，千难万险，我们也得从脚下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制、房地产要开征这样一个路子开始起步，从而收获既定的改革目标，同时又不加剧甚至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华夏银行行长张健华：

　　去杠杆关键要分清去谁的杠杆

　　中国的杠杆问题主要出在产业部门，居民家庭债务率不高，政府债务率安全可控。银行业是否高？金融业是否高？按照中国银行业整体的资本充足率来算，包括拨备，目前账面上是足够的，可以说是稳健的。真正能够用资产负债表承担债务的就是银行。

　　所以，要判断我们的债务水平到底高不高，主要是看银行，这是企业性质决定的；也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是以银行业为主，归根到底，银行稳中国金融就能稳住，银行不稳中国金融就会乱。现在，中国的银行已经大而不能倒了，杠杆率是否高需要细分对待。杠杆本身没有罪，它的问题在于是不是会引发问题，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杠杆是不是过高了。中国银行业的杠杆率从微观看并不高，同时我们也看全行业杠杆率，比如用全部银行业的资本占总的账表内总资产的比例，就可以简单算出一个杠杆率。

　　所以，首先不要简单评价有杠杆好不好，而是要看杠杆高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承受？第二，杠杆是否合理，怎么产生的，来源于什么？比如金融业现在谈得很多的是金融同业业务，所谓金融去杠杆，那么金融同业业务是不是都该限制？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因为大家的业务和产品都不一样，但每个机构都希望给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牌照，我加强和信托、证券、基金等机构的合作，是否被允许？现在我在行内强调一点，未来华夏银行的发展要贯彻国家“十三五”时期最新的发展理念，叫作开放共赢、共享，其中就包括合作，不应简单地认为同业间合作就会导致产品复杂化。首先要看产品是不是真正复杂到最后谁都看不懂了，通常来说咱们的产品还没有复杂到那种地步。监管部门只要下点决心，就能查清责任和风险应是谁来承担的。

　　核心问题是，有人说交易环节多了，底层资产的法律关系不清楚。那都是经过律师认定的，彼此之间做交易时，承担什么责任是清楚和明确的，也是符合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金融同业之间虽然也存在纯粹的交易型产品，但并不多。而且，对哪些产品和业务进行限制或鼓励应该区别对待。当我要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但又没有相关产品和牌照的时候，就会去寻求外部合作。同时，我的客户有不同的优势，一些小银行可能会买我的资管产品或理财产品，因为它的放贷能力和资产获取能力比我们低。有时我们又会跟其他信托合作，因为他的收益比我高。这样的交易是否就放大了同业之间或者市场上的融资成本？某种程度上说，经过几转一定会加高成本，因为有通道费和中间费用，各自都要承担一点，我承担责任我一定要拿点钱，挣点手续费。但是大家别忘了，人家也不是白拿的，这样就把一些产品和业务的法律关系改变了。这到底算是创新，还是算乱办金融，或者金融乱象，这个一定要进行分析。

　　所以，我们应该慎重分析和对待具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的问题，这是比较科学的做法。去杠杆到底是去谁的杠杆？来源核心还在于企业部门，除了国企的债务率高，还有平台债务率高，这也是监管部门担心的。有一些项目不符合日常贷款要求，必须通过表外走一些非标资产项目，经过转圈才能符合现在项目投资的规定，所以成本高是必然的，同时这个成本还能被接受，归根到底还是需求拉动。供给有没有这个责任？我们确实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但是，最终还是实体经济有需求，要用这个资金。配置是不是最有效，到底该配置到哪个部门，其实从市场经济价格杠杆理论来说，如果市场是有效市场，价格是能够反映资源配置效率的，是能承受高成本的，理论上来说效率是最高的。金融业去杠杆也好，加强金融监管也好，需要细分金融的杠杆加在哪儿了。金融本身一定会有杠杆，无非是不要过度，不要超过金融安全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