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人口向大城市集聚还是大趋势

　　近日，第一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组织了“中国经济观察”专题报告会。报告会经济学大咖云集，专家围绕“城市化与土地改革”“推进城镇化建设”“治理大城市病”等问题发言交流。正好小智也在现场，下面就请您跟着小智去听听会上有什么精彩的观点和锐见。

　　樊纲：人口向大城市集聚还是大趋势

　　第一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教授说，从2015年开始，一线城市和和二、三线城市的住宅价格出现了明显分化。在二、三线城市住宅价格仍然保持稳定情况下，一线城市的房价出现了大幅上涨。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太多，还有人认为是因为一线城市的土地贵造成的。

　　樊纲认为，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和货币有关系，货币增加就像“大水漫灌”，如果市场上货币多了却只体现在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是不合逻辑的，而且这几年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有所紧缩的。同时，土地贵的原因是开发商预期房价贵，然后才举牌高价收购土地。

　　可以说，对“城镇化”的认识偏差和盲目跟风导致土地的计划分配有误，因此形成了一线城市的土地供应极为短缺的状况，而住房需求和供给之间出现了极大的缺口，自然会导致一线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当然，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地方政府也有可能故意制造紧缺来实现高价售地。

　　樊纲指出，在人类选择迁移的过程中，由于大城市具有聚集效应，而且人口的聚集会产生更多的创新与思想，所以人口流动会自然地形成两极分化，即大城市流入人口，农村和小城镇流出人口。他认为，目前中国还是应该顺应人口迁移的自然规律，城市规划以“大都市”或者“城市群”为主，采取行政规划、自愿结合等多种形式实现。比如，雄安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构想，可以发挥雄安新区的地理区位优势并利用快轨等交通工具，将周边的大城市连接起来形成城市群，提升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的带动作用。

　　樊纲（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供图）

　　陆铭：大城市管理需要供给侧改革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陆铭认为，人口流入城市会带来一定的成本，成本大小与城市规模是密切相关的，但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理论研究都表明，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人口增加往往会产生治理城市病的规模效应。虽然人口增长可能带来更多的成本，但成本增加的速度远小于收益增加的速度。

　　比如，地铁能够极大地提升城市交通效率、缩短通行时间，而恰恰是人口增长到一定规模，城市才有可能建设越来越多的地铁线路。同样的例子还有治理犯罪的成本问题，当前中国城市治理犯罪成本下降，其中街道监控摄像头的普及是重要原因，而摄像头安装与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密切相关。

　　陆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供图）

　　陆铭认为，中国大城市目前的问题在于吸引了足够多的大学生，但缺乏足够的低端劳动力，而在市场经济里，这二者是互补的，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低端劳动力价格变得昂贵，例如北京和上海的保姆月薪超过8000元甚至更高。因而在城市发展进程中，限制低端劳动力供给可能降低高端劳动力生产率以及城市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他提出了“治理大城市病”的一些可行方案，其中加强供给侧改革，改善城市的数量、质量、结构和空间布局是最重要的举措。第一，市场和政府要做到真正的互补，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力量，同时政府更好的发挥作用。要充分动用价格机制，也要结合行政管理和规划的手段。第二，城市管理要针对行为本身，不能针对特定身份的人。比如控制低技能劳动者的数量反而会抬高城市运营成本，同时造成社会不和谐以及身份歧视等问题。第三，公共服务要覆盖低收入劳动者，而不应简单按照户籍标准落实。

　　徐林：土地问题是城市化进程的核心问题

　　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的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向城市地区集中居住，以及整个社会适应这一变化的过程。理解城市化问题，重点在于整个社会如何适应这个变化。城市化问题是一个制度改革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城市建设或城市规划这类技术问题。中国的城市化过程，除了要考虑2.7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各类城市和小城镇，还要考虑9000万左右的人口从小城镇到大城市，整个制度要适应3亿多人口规模的流动问题。在现实条件下，最大的问题是土地制度改革问题。

　　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包括土地制度的安排及土地制度如何适应城市化的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乡建设用地制度的改变和适应性问题。我国是个人口大国，需要很高的粮食自给率，从而需要足够的耕地来保护粮食安全，因此我国对建设用地的安排实行了严格的计划分配制度。尽管如此，我国近年来也做了相应的制度调整。比如，实行了增减挂钩的制度，农村建设用地减少和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相挂钩，总体上没有变化。这种制度延伸出重庆的地票制度，农村退出来的宅基地复垦之后，在交易所可以购买土地额度，发挥市场的作用。另外，我们也在尝试地方建设用地的指标和落户人口增加数额相挂钩的制度，鼓励城市让更多人落户。

　　另一方面是进城农民的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处置问题。对承包地流转的产权保护，政府进行了一些基本的制度安排，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规模化的经营，专门从事农业经营的企业可以通过承包地的流转，以租赁或者入股的方式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更高效的经营和开发。宅基地目前也可以通过出租、转让、入股等方式得到更高效的利用，农民可以获得财产性的收入。

　　徐林强调，“城市化”可能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最重要的结构性改革。现在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民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是2.7倍左右，全世界差距的平均水平是1.5倍，“城市化”可以大大提高中国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个空间非常巨大。

　　徐林（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