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今年5月,姜建清因年龄原因辞任“宇宙第一大行”工商银行董事长一职之后,又有两家银行的掌门人即将因年龄问题而“到站”。北京组工网日前发布两则干部任前公示,拟提名张东宁任北京银行董事长,拟提名樊大志任华夏银行董事长。这也就意味着北京银行现任董事长闫冰竹、华夏银行现任董事长吴建卸任时点已经逐渐临近。
两家银行同时面临掌门人更换
根据北京组工网的公告,现任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樊大志,拟任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拟提名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人选。现任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张东宁,拟任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拟提名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人选。对于两家银行齐换掌门人的问题,业内人士早有预期。两家银行的现任掌门人均已超60岁退休年龄。华夏银行现任掌门人吴建1954年出生,如今已经62岁。而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1953年出生,今年63岁,尤其在今年以来,外界对闫冰竹“到站”的预期有所上升。
两名接任者均是从内部拔擢产生。不同的是,张东宁的工作履历比较简单,主要都在银行体系内工作。今年56岁的他曾任北京城市合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培训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北京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培训部总经理等职务。在加入北京银行后,又历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培训部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北京银行纪委副书记、人力资源总监、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北京银行纪委书记、董事,副行长等职务。2014年6月张东宁出任北京银行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
樊大志的工作履历则比较丰富,现年52岁的樊大志曾任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资金部副经理,投资银行部经理、投资银行总部经理,北京市境外融投资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董事、副总经理,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董事、副总经理,华夏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等职。2008年12月起,樊大志出任华夏银行党委副书记、董事、副行长。
值得一提的是,华夏银行始于去年的高管人事震荡也在逐渐平复中。在去年银行高管离职潮中,华夏银行成为“重灾区”,该行副董事长方建一、副行长黄金老等多位高管先后因退休、跳槽等原因离职,华夏银行四位副行长仅剩两位,远低于其他股份制银行6-8位副行长的配置。随后,华夏银行开展了内部选拔工作。今年9月初,华夏银行迎来两位新副行长。
业务发展各有掣肘
在所有上市的股份银行中,华夏银行可以说是比较低调的一个,有业内人士曾评价,华夏银行近年来都在“埋头做事”,宣传方面不常见到其身影,但这也反映出华夏银行业务和产品没有特别出彩或有影响力,长时间的低调很容易被大众遗忘。
华夏银行的业绩表现平平。今年上半年,华夏银行实现营业收入312亿元,净利润98亿元,同比增长6.08%,比一季度的7.13%有所回落,在股份制银行中位列中等水平。资产质量方面,华夏银行也和大多数银行一样,面临不良率上升的压力。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华夏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81.4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56%,呈现出不良双升的局面。受此影响,公司拨备覆盖率环比下降至165%,拨贷比环比下降至2.57%,两者均已接近监管红线,未来公司拨备计提压力依然较大。不过,华夏银行的新兴业务增长喜人。上半年新增853亿元理财产品,理财业务实现投资收益138亿元,实现收入26亿元,同比增长30%。不过,中银国际认为,受到近期银监会出台的银行理财产品新规的影响,下半年该行理财产品的发行量增速和利差可能都会下行。
北京银行业绩在城商行同业中占据优势地位,今年上半年,北京银行净利润106.74亿元,同比增长6.08%;截至6月末,北京银行总资产达到1.97万亿元,较年初增长6.86%,增幅在上市银行中名列前茅,规模在区域银行遥遥领先。
不过,北京银行一直无法摆脱地区性商业银行定位的束缚。半年报显示,北京银行在北京地区的分支机构占到全行近半数,资产规模占到全行的六成以上,北京地区员工人数占到全行的58%。由于“出身”问题,北京银行目前仅在北京、天津、上海、西安、深圳、浙江、长沙、江苏、山东、南昌、河北、乌鲁木齐等地区有分支机构,境外在我国香港和阿姆斯特丹有代表办事处。也正是因为向外拓展受限,闫冰竹曾连续多年在“两会”上呼吁,别再按“出身”区分银行,建议以资本实力、资产规模、管理能力和监管评级为主要标准,重排银行座次。
新董事长的挑战
对于华夏银行来说,新股东会助力其管理的提升。海通证券认为,完成定增后,人保将同时是华夏银行和兴业银行第二大股东,当前兴业定增已经完成,大股东影响力已显著增加,地位更加巩固,而人保对华夏的持股量基本与大股东首钢相当,考虑到人保可能对金融全牌照的诉求,人保的进入有动力推动华夏银行管理的提升。
但“樊大志时代”的华夏银行也将会面临不少挑战。海通证券表示,华夏银行的盈利、收入平稳,可资金业务略弱,压制同业负债和债券配置,会影响息差和规模。更严峻的还是资产质量问题。数据显示,在华夏银行上半年的不良贷款余额中,逾期贷款601亿元,增长42%,占比5.16%,逾期贷款和不良贷款余额的比为3.32。中信建投认为,这一占比偏高,后期不良贷款仍面临暴露的压力,资产质量隐忧不减。中银国际也指出,华夏银行的逾期贷款余额上半年增长42%,表明资产质量压力仍然较高,且今年上半年末,90天逾期贷款中仅有40%被确认为不良贷款(低于去年末的50%),说明未来不良贷款生成率还将进一步提高。 虽然不良贷款生成率同比下降,但是以此为依据断定资产质量下滑的拐点已现还为时尚早。
对于北京银行未来的“当家人”张东宁来说,担子一样不轻松。一方面,刚刚遭遇新华联举牌的北京银行暴露出了目前实控人缺位状态,数据显示,北京银行前三大股东分别是荷兰商业银行(ING BANK N.V.)、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13.64%、8.84%和5.08%;另一方面,外资股东也曾给北京银行的内部人士任命带来挑战,2013年张东宁接棒北京银行行长一职,而股东ING集团提出,为确保领导职务的顺利交接,ING集团为CEO变更设立了7个月过渡期,以确保各项工作的无缝衔接。因此,强烈要求北京银行在行长人选变更时同样设立过渡期。因此,北京银行决定参照其股东荷兰国际集团(ING)经验及国际惯例,为两任行长接替设置不超过一年时间的过渡期,在当时的16家上市银行中,此种交接方式也是头一次。
此外,在过去的20年间,北京银行被印下了“闫冰竹时代”的烙印。1995年,北京90家城市信用社开始改制时,北京市政府委派的合作银行筹建负责人即为闫冰竹。当时,闫冰竹是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营业部主任,严晓燕为副主任。闫冰竹调来严晓燕担任自己的副手,他当时从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带出的团队,后来很多成长为北京银行的中高层,甚至进入核心团队,张东宁便是当时跟随闫冰竹一同进入北京银行的。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直言,对北京银行来说,闫冰竹拥有绝对的掌控力。在业内人士看来,如何成功过渡到“后闫冰竹时代”,保持企业原来的发展战略、经营风格,并做出转型和创新探索,平衡各方股东关系,将考验新任董事长的智慧。
(责任编辑:胡爱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