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浦东到雄安：莫让新区沦为“炒房经济”

　　一家之言

　　雄安新区的建设不可能长期“叫停”，无论怎样也离不开房地产开发的持续推进；因此，市场经济环境下，扎紧制度的篱笆还需要对房地产市场用价格来调控。

　　中央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在4月1日部署设立雄安新区，话音未落，则引起炒房客蜂拥而至，很多人当天连夜跋涉，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奔赴雄安，挤爆雄安各地宾馆，这些人一路劳顿心中唯有一个信念，就是赶快下手抢房子，一些炒房“老司机”预料带银行卡“血拼”不畅快，因为卡有额度限制，于是干脆纷纷带着巨额现金，希望见房即抢。

　　没承想雄安根据部署早有防范，所有楼盘、二手房或中介禁止销售，在建工程一律停工、雄安三县的房地产交易一律冻结，即使这样也挡不住炒房者的似火热情，很快这股热情燃烧到雄安周边市县，使周边市县房价也一夜飙涨，给雄安周边一直为去库存耿耿于怀的地方政府送去一点安慰。

　　这种怪象来自于深圳、浦东炒房的样板作用，现在中央对雄安这么大的布局，房地产炒作当然会如影随形。可是当今中国经济已经被房地产绑架出现下滑，如果雄安也走此老路，肯定会“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次首先冻结新区一切房地产的开发交易，阻止噬利阶层的炒作预期为以后降低开发成本打下伏笔。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以特区的方式来试点的，当年深圳首个作为中国区域经济的改革开放的拓荒者来对外试验，因为深圳与香港邻近，选中这个地理位置，是深圳能借助广州珠三角并依靠世界最大自由贸易港香港以出口为经济导向、以外资的合作来推动本土企业。但当时深圳特区是建立在小渔村的基础上，土地价格便宜，那时我国国民几乎没有炒房方面的意识，深圳很多土地几乎是白送给港商，前提是他们能带来技术。

　　所以，当时深圳的企业成本优势明显，经济突飞猛进，短短三十年就一跃而成国际大都市。而上海浦东是中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成功后，上海浦东成为中央选定的下一个目标，因为浦东依托长三角，浦东对于当时的上海中心位置来说，地理位置相对偏远。而且当时在上海本地人眼里浦东是荒凉不毛经济落后的农村，上海流行一句话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正是浦东土地价格的低廉，才使特区的各种成本相对降低，使浦东也拥有价格优势，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深圳与浦东的共同特点就是当时土地资源价格不高，它们相继出现并获得成功也是政府在经济低迷时所采用的一种促增长手段、以保障经济合理增长。

　　新诞生的雄安新区，其地理优势是与北京、天津二个大型都市圈相接近，劣势是远离海运，运输成本优势不如深圳和浦东，中央也意识到这个缺陷，所以对它的功能定位主要是承接北京不堪负重的部分结构。

　　比如，中央提出要把雄安打造成绿色智慧、生态环境、高端产业的创新城市，这个定位的意思是缓解北京人口的密集、交通的拥挤、空气的污浊和资源过分在北京的集中，所以雄安的城市样本应该与深圳和浦东是有差别的，雄安作为京津翼协同发展的定位考量，被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规划好再开工建设，不留历史遗憾。

　　这就要求土地价格必须控制好，不能使新区刚一上马就沦为炒房乐土，前车之鉴，高房价的压力会拖累城市发展活力。历史上，创新大多在低成本住宅里产生，像比尔·盖茨的微软建立在小旅馆，乔布斯的苹果诞生于车库。

　　由于房地产的冲击，我国实体经济成本居高不下，人们的基本生存的住宅成本加大，既阻止了创新人才的聚集，又会影响消费，最终传导到企业就发生了产品的滞销，如此循环往复，对中国经济正常化没有一点好处。

　　当然，人性的贪婪和趋利本质在于有漏洞可钻，炒房者的令利智昏是因为房地产没有持有成本。虽然有关方面已未雨绸缪，严格禁止当地房地产交易，但雄安新区的建设不可能长期“叫停”，无论怎样也离不开房地产开发的持续推进。“叫停”之后总有开放的一天，市场经济环境下，扎紧制度的篱笆还需要对房地产市场用价格来调控，既是新区就可能成为试验区。

　　比如，用有别于上海重庆的低税率模式，对炒房进行高税率来抑制；又或者采用房产税等方式，从价格端为房产持有者追加成本，告别当下部分城市从限制需求端的强制措施，为雄安新区功能体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开辟一条创新实践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