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不少制造业企业家说辛苦一辈子不如北上广买套房子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的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8年会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表示：高度重视制造业比重过快下滑问题。杨伟民指出，不少人制造业的企业家说，高制造业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如在北上广深买一套小房子。

　　 杨伟民在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8年年会上的发言全文如下：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参加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年会暨马洪产业发展研究奖设立仪式。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急需中国工业经济学会这样的高端智库发挥作用。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我理解，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但这几年，我国制造业比重过快下滑。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国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地位难保，十九大提出的建设制造强国目标有落空危险。所以，我选择了高度重视制造业比重过快下滑问题这个题目做个发言。

　　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只有8000多美元，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但已提前进入制造业比重下降的“产业空心化”时代。2010年工业占GDP的比重是40%，2017年降到33.9%，工业包括矿业和制造业，矿业下滑有合理性，因为我国主要矿产短缺，但制造业的下滑就不应该了，制造业比重已经跌破30%的关口，为29%。从大国经济趋势看，美日德等分别是在人均GDP达到1.6万、1.7万、2.0万美元时制造业比重处于历史最高点。美国是1953年、日本和德国是1970年。而且，他们的制造业比重下降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价格下降，因此按现价计算的比重下降，而制造业不变价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我国制造业比重过快下滑有很多因素，这里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产能过剩尚未实现市场出清。我国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变化，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模式正在被消费取代。因此，与投资相关的产业，如钢铁、煤炭、煤电、电解铝、水泥、玻璃等产能严重过剩，有些产业的产能已经达到或超过物理性峰值。如钢铁、煤炭、煤电。钢铁的产能有12亿多吨，这几年的产量维持在8亿多吨，其中出口不到1亿吨，高耗钢产品出口带走1亿吨左右，国内消费6亿多吨，产能已经进入峰值。国内煤炭消耗在2013年达到峰值后，连续3年下降，2017年略有反弹，但仍比2013年低很多。

　　我们必须树立峰值的概念，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和产品进入峰值，也就是说，进入峰值的产品，价格无论怎么降，消费也不会再大幅度增加了。这类达到峰值的产业仍会发展，但其增加值的增长将不再主要依靠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必须依靠花色、品种、品牌、质量的提升。这是中央提出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根据。我们不要简单地讲比较优势，更要看到比较劣势。我们可以为全世界生产钢铁，但环境容量严重不足。当钢铁源源不断出口的时候，生产这些钢铁排放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却留在了国内。

　　中央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去产能没有抓好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僵尸企业处置的力度还不够，银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都不愿意僵尸企业出清，其后果是占用的大量生产要素无法及时转移调整，特别是大量信贷资源变成“死库容”。

　　第二，中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我国经济转向主要依靠消费特别是中高端消费带动，老百姓对物质产品的消费正在加快升级，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品牌化的消费渐成主流，开始追求吃的安全绿色有品味，穿的品种多样有品牌，行的便捷通畅有保障，住的功能完备有环境。但现在供给体系难以满足这种消费结构的升级，所以才出现了到国外的“暴买”“海淘”。

　　高端投资品的供给不足，高端医疗器械、高端机器人、高性能发动机、高端数控机床、高速胶印机、高端芯片、芯片制造设备、光纤制造设备、轿车制造设备、高端传感器、液晶面板等都要大量进口。即使是我们引以为豪的高铁装备，部分核心零部件、元器件自主生产的比例也不高。

　　第三，创新能力不强。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主要是技术瓶颈制约，能引进的技术都引进了，引进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递减，有些想引进的技术人家不给你。中央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国的制造技术有了长足进展，但由于长期以来技术积累不够，科技创新同经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科技成果不少，但转化率很低，难以满足制造业全面升级的需要。主要是创新的土壤还不够肥沃，有毒有害的东西还不少，即体制机制还有很多不利于创新的障碍。核心技术领域，我们有的是技不如人、人不如人，但最主要的是激励创新的土壤不如人。

　　为什么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一个原因是不承认职务发明人的科研成果所有权，不承认科研人员大脑是能创造价值的。一项科研成果是资本和科研人员大脑共同创造的，具体的产权比例可以事先约定，不能把赋予科研人员科研成果所有权认定为国有资产流失，这本来就是国家资金和科研人员的大脑共同创造的。也不能用“参公”的办法要求担任科研院所和高校领导的科研领军人才只能拿奖金，不能拥有科研成果所有权或股权，这样长期下去，科研领军人才可能都是庸才了。

　　科研经费中人头费比例很低，这也是不承认科研人员大脑价值的一种表现。科研项目千差万别，脑力和物质设备投入不同，国家没有必要规定统一比例的人头费和设备费等。对人才的激励还不够，李光耀说，中国只是从13亿人中挑选人才，美国是从70亿人中拔尖子。美国的高科技是和其容纳各国人才的移民政策有关。引进人才要区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政府应把引进人才的主导权还给企业。政府的作用是建立一个激励海外人才包括境外华人来华工作的绿卡制度，给予他们真正的国民待遇，帮助解决入托上学、购车、住房以及双重国籍等问题，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

　　要形成宽容失败和容忍亏损的创新文化。在科研领域不能以成功论英雄，既使失败了，也要给科研人员应有的报酬。对研发投入较大的产业，不能以企业的短期盈利论英雄，技术上的摩尔定律与企业财务逻辑有时是相悖的。政府、资本市场、媒体、银行、风投、国企考核等要有所改变，不要简单认定短期盈利的就是好企业，亏损的就是坏企业，不要给高科技企业短期盈利的压力。资本市场的规则要适应技术发展规律，允许不盈利的高科技企业上市。美国若是这种审批，就不会产生特斯拉。创建科技银行，通过投贷结合等扶持创新型企业发展。

　　第四，劳动年龄人口减少。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后持续下降，6年累计减少2344万人。这从供需两个方面对制造业带来影响。一方面是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下滑，今年这种趋势仍在延续。

　　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也减少了需求，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关注的很少。需求不足有两类，一类是周期性的凯恩斯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另一类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需求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减少了劳动年龄人口，相应地面向这些人口的汽车、家电、食品等的需求也就减少了。如果这部分需求减少能够由现有人口的消费增加弥补，消费总量不会减少，但消费结构的影响是存在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家庭就要减少，作为家庭基本消费的如家电、家具、住房就会减少，家庭消费也有物理性峰值。如果把这种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需求减少，看作是周期性的需求不足，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刺激需求的政策，不仅不会解决结构性供需失衡，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矛盾。

　　第五，民营企业投资制造业意愿降低。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制造业的主力军。制造业500强中，民营企业有336家，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小企业中更是民营企业的天下。但近年来，民营企业发展制造业出现一些新情况。一是新设的制造业民营企业放缓，占所有新设民营企业的比重减少。2017年新设制造业民营企业占比比2014年减少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新设制造业民营企业同比负增长1%，这是多年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二是“死”的即注销的制造业民营企业增长快于“生”的即新设民营企业的增长，虽然新设民营企业总量仍多于注销企业，但这种增长格局持续下去，终有一天注销企业会多于新设企业。三是投资增速有所回升，但仍处低位区间。今年上半年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8.6%，开始企稳回升，但与之前民间投资年均30%以上的增速相比，仍处于低位。四是制造业民营企业盈利下降，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净利润在5%以下和5%～10%的企业合计占到了近70%。这种利润率很难覆盖融资成本，也很难追加投资。不少企业家表示现在是“利润不高不想投、前景不明不愿投、方向不清不敢投、融资困难没钱投”。

　　民营企业投资制造业的意愿减低有很多因素，但影响最大的一是税费负担重，二是融资难融资贵，我主要说说后者。近年来银行贷款余额中民企占比大幅度下降，民营企业在银行表内融资越来越难，不得不更多依靠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表外高价融资，这又带来了融资贵。所以，所谓融资难融资贵，准确说是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今年金融严监管后，表外业务大幅减少，民营企业的这种高成本融资渠道也被切断。民营企业在融资上的这种困境，有些是经济上的，如民营企业风险大、抵押物不够等，但更多是所有制歧视而不是所有制中立。近期一些违背“两个毫不动摇”的不当言论加剧了民营企业的担忧，使他们开始“三心二意”起来，即对未来没有信心、对产权保护不放心、对做实体不安心，转型没有意愿、创新没有意愿。所以，稳信心、稳预期，主要是稳民营企业的信心和预期。必须进一步明确新时代仍是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从政治上、思想上、制度上，让民营企业安心、有恒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争取民企的人心，是政治大局。

　　第六，金融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减弱。制造业比重降低，与此相适应的是服务业比重提高。这几年，我们一直沉浸服务业比重提高的结构优化喜悦中。2017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1.6%，比2005年提高了11.3个百分点。但我们更应该冷静观察的是哪些行业拉动了服务业比重提高。同期，金融业和房地产分别提高4.4和2个百分点，两者合计贡献了服务业比重提高的56.6%。这到底是优化了经济结构，还是恶化了经济结构呢？中国的民族复兴，不能仅靠金融和房地产，必须建立在强大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基础上。

　　我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从2004年的4%，提高到2015年的8.4%，高于金融大国美国的7.2%、英国的7.3%，约为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两倍，仅次于英国2009年9.1%的历史峰值。美国金融业占比从1970年的4.1%提高到2007年的7.3%，用了近40年，金融危机后随着严监管政策的实施金融业占比明显下降。这两年，即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杠杆的方针后，2016年、2017年金融业占比降到了8.3%和7.9%。目前金融业增加值在19个大行业中，仅次于制造业、农业、商业，排在第四位。

　　金融业增加值，对金融业而言，是利息收入、是高利润、高工资，但对制造业而言，对负债的居民、非金融企业、政府而言，就是成本，就是负担。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没有金融，就没有现代经济，但这是以金融立足于实体经济为前提的，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就不是血液，而是毒瘤了。金融业的过度扩张，意味着实体企业的负担加重。目前仅国有企业的债务就超过了100万亿，按5%的年利计算，一年的利息支出就是5万多亿，相当于一年新增的GDP，相当于整个金融业的增加值。这些利息支出当然进入到了制造业的成本，带来了制造业成本的提高。在经济全球化、产业链高度细分的时代，你的成本低，我就来了，成本高了，我就走了。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要保住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增强竞争力，必须全方位地降低成本，其中，金融业应该而且必须作出应有贡献。

　　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本外币中长期贷款中，制造业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明显不匹配，制造业占贷款的比重只相当于其在经济比重的24%。而且近五年来，制造业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持续降低。今年以来，贷款增量中制造业获得的部分只占三大产业合计贷款增量的3.3%。而且，对制造业的贷款往往是1年期的短期贷款，不利于制造业投资，逼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高价“过桥贷”，大量利润被金融机构侵蚀。而住房抵押贷款往往长达10年-30年。有投入，才有产出，贷款对制造业支持减弱，是制造业比重下降的重要因素。

　　金融应该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进行金融创新。比如，“过桥”贷款源于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先还后贷的管理制度，这种陈旧的制度应完全废除，通过金融创新铲除“过桥”贷款的土壤。金融应该适应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趋势，抵押贷款制度，不适应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创新型企业最值钱的是技术、是人力资本的大脑，这些都没法抵押。应该学会看创新型企业的成长性，看技术的产业化前景。再如，金融应该服务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改革的大方向，对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平等的融资服务、平等的风险管理，不能厚此薄彼，只给国有企业贷款，不给民营企业贷款，是不讲政治。在实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同时，只有下大力气解决好所有制歧视问题，释放的流动性，才不至于“淤积”在金融市场内部，才能下沉到饥渴的民营企业中。

　　第七，房地产过度膨胀的挤压。这个问题，我就简化讲讲。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4.5%提高到2016年的6.5%，提高2个百分点，这一比重是不是合理不好判断。但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高于不少发达国家的一线城市。中国的居民收入还不高，但房贷已经压的不少家庭喘不上气了，不得不减少日常消费。高房价的恶果：一方面促使资金进一步脱实向虚，产生挤出效益，抬高实体经济财务成本；另一方面，进一步抬高了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人工成本和房地产形成加价的循环。不少人制造业的企业家说，高制造业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如在北上广深买一套小房子。

　　以上，供参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