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娅莉

　　作为环境与发展领域高端国际智库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从2007年开始就提出中国要对发展进行绿色转型，并持续8年为推动绿色转型提出政策建议。国合会2015年年会再次聚焦中国绿色发展，国合会中外委员、与会专家以“绿色转型的国家治理能力”为主题，围绕改革生态环保制度、提升绿色创新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

　　2015年是国际环境发展进程中值得称赞和期待的一年。2015年也是中国环境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线图正式出炉。可以期待，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入全面深度的绿色转型期。

　　特别是会上，中外专家在讨论中对于绿色科技的作用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建议大力提高绿色科技的创新和应用能力，大幅提高环境管理的信息化能力。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制定国家绿色低碳发展创新行动计划，提高绿色科技研发程度，提升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的产业化支撑能力。

　　提升绿色转型的治理能力需要制定2030年路线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建议，未来5年内通过立法创建绿色转型的制度环境和激励体系；10年内通过厘清与绿色转型有关的政府机构的资源需求，配备与责任相匹配的资源；15年内通过示范、宣传教育等措施引导全社会绿色价值理念的形成，最终大幅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能力、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能力、环境公众参与能力、创新驱动能力等。公众和社会组织推动绿色创新与参与环境保护的能力成为推进绿色转型的关键一环。

　　在采访中，中外专家结合本国公众参与实例总结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法律明晰公众的环境权利和义务，明确公众参与各类环境保护事项的渠道和程序；完善政府与社会力量在环保领域合作的体制与机制，建立各级环保部门与从事环保工作的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合作社等的沟通协调机制、信息共享机制、项目合作机制等。通过部门规章加大政府对环保社会组织的监管与支持力度，在资金、人才、信息等方面给予扶持，并降低环保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门槛。

　　与传统的环境保护都是污染物末端治理的思路不同，国合会中外专家和委员在讨论中认为，当前的环境保护亟待建立一套环境预防体系。这套体系包括划定生态红线、实施战略环评、完善环境标准以及资源能源总量与强度双控制度等措施。

　　中国目前面临的风险态势仍然处于较高的风险水平。虽然环境风险逐渐被纳入国家层面的决策体系中，但仍处于初步阶段，属于“事件驱动”型的环境风险管理模式。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环境风险管理还存在较大差距。基于此，除了规划等宏观层面的变革外，国合会中外专家在讨论中还提出在具体的实际操作层面也应该有诸多的改革。例如，构建基于风险的环境治理体系，制定分阶段、分区、分类的环境风险管理目标与战略，完善中国环境风险管理的支撑体系，建立环境风险交流和公众参与体系。战略和规划环评是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的重要手段。“十二五”时期，中国已相继完成环渤海等五大区域战略环评，以及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地区发展战略环评，开展了360多项规划环评。

　　国合会中外委员认为，战略和规划环评工作对区域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着指导和规范作用。基于此，可以针对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宏观战略开展近期、中期、远期的环境风险评估，形成预防性环境风险策略，构建环境风险防范与消减路线图。

　　如何通过市场手段推动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在讨论中，瑞典隆德大学国际工业环境经济研究所客座教授彼得·汉尼克认为，应提升市场推动绿色创新和内化环境外部性的能力。建立健全环境产权制度，改革重要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机制，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制定财税政策，将生产和消费领域所产生的环境成本显性化。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创建有序竞争的绿色产业发展市场环境。通过优惠税收政策，发展环保市场。推动政府绿色采购，鼓励领先企业自愿推行绿色供应链管理，带动行业技术与管理升级；通过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使企业资金成本与环境成本形成联动，同时为企业实施绿色信贷提供基础信息。推动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联手建立绿色资源和技术共享网络。积极管理和大力支持政府及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市场主体参与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解决资金短缺并提高治理和保护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