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众多结构性难题和极其复杂的内外部经济挑战，2016年需要更有针对性、更加适度和更为精准的政策应对。建议采取双“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是需求与供给双管齐下。既要从需求侧促进需求增长，也要从供给侧消除过剩产能，改善供给的有效性。二是总量与结构双管齐下。总量政策尽管重要，但也存在政策边际效果递减问题和力度是否合理问题。未来更加需要“精准滴灌”；同时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减轻总量调控压力。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实施更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从实施目标和领域来看，全国财政支出预算增长中应有结构性的考虑，新增部分应主要投向“促转型”、“调结构”重点支持的领域。在方法上，加大财政赤字、财政支出与减税降费同时并举，尤其要减轻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负担。一是促转型和调结构应成为财政支出扩大的重点。加大力度发挥财政补贴对消费的杠杆效应，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政资金支持，助力“双创”企业和小微企业成长。二是实施更有力的减税降费。在融资成本依然偏高和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降低税费成本应该成为减轻企业负担的重要手段。建议2016年我国减税3000亿元左右。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双创企业、小微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负，通过税收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2025”加快发展，对于互联网+企业可加大税收扶持。在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的同时，还应规范涉企收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费用负担。从需求侧来看，当下有必要推行结构性减税，个人所得税总额占比在结构优化中应适当下调。三是深化改革保障积极的财政政策更有力度。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股权结构改革，通过释放非金融类资本和金融类资本，每年增加财政可用资金约1.5万亿元。2016年财政赤字额度可以适度加大，赤字率可扩大至2.8%-3%，财政赤字达2.1万亿元左右。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股权结构改革将提供充足的财政资金来源，而财政赤字扩大则可以创造减税空间。还应通过税制改革拓展中长期财政资金来源，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第二，货币政策应兼顾好三方面平衡，总体趋向稳定。一是货币政策助力稳增长需要将杠杆率控制在合理水平。2014年末我国M2与GDP比值已达1.93，预计五年后可能达到2.3。从前瞻控风险考虑，货币政策需要控制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二是兼顾控制资产泡沫和防通胀的需要。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吹大类似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泡沫，增加风险隐患。在流动性充裕、利率水平明显回落和政策松绑的条件下，北上广深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已经明显上涨。近期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增速明显提升，尤其是M1大幅上行，值得关注。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产泡沫和消费领域通胀，货币政策需要前瞻性地控制货币增速。三是兼顾资本流动和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需要。在经济增长持续下行条件下，市场容易形成货币贬值预期和资本流出压力。随着人民币加入SDR，资本账户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尤其是在美国即将加息的背景下，资本阶段性流出和货币贬值风险必须重点关注。考虑到上述三方面需要兼顾的平衡，货币政策宽松程度需要谨慎把握，在兼顾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还要考虑降杠杆、防通胀等方面需求。毕竟当前经济增速下滑是去产能和调结构必经的阵痛阶段，并且很大程度上还受全球经济低迷等外部因素影响，增长仍运行在合理区间。而货币政策总量松动已经达到一定的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对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拥有更好的针对性，可更直接地产生效应。再者，当前PPI连续下行，不仅仅是国内产能过剩和需求弱的表现，国际能源供需失衡带来的输入性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不一定能缓解PPI下行趋势，反而可能增加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行压力。而结构性工具“精准定位”的优势可以进一步灵活发挥。常规工具中，降准相对于降息空间更大。但由于目前市场资金整体情况相对宽裕，未来降准主要是承担应对跨境资金净流出情况下外汇占款降低形成基础货币缺口压力的任务。总之，当前货币政策更多的应起到支持保障作用，不宜过度宽松，避免超调。

　　第三，房地产政策调整应双管齐下。房地产政策可从扩需求和促投资两个方向调整。在需求端，继续解除不必要的限制，减轻购房者负担，促进合理购房需求顺利释放。一是降低商贷首付比例，非限购城市首套房商贷首付比例可进一步下调至20%。二是降低二手房交易税费。今年涉及交易税费减免的仅为营业税，而契税和个税政策仍存在滞后之处。如契税和个税“唯一”的划分标准与当前支持改善性需求的出发点尚不相一致，并且个税“满5年”的标准可与“满2年”相配套。三是调整公积金政策。公积金政策在贷款额度上还有松动空间。目前多数城市的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还在80万元以下，若地方公积金管理中心余额充足，可通过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来刺激需求入市。在供给端，应加大重点城市的土地供应，优化住房用地结构，减少囤地现象。积极推动对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投资，以改善这些城市供应吃紧的状况，防止房价上涨过快。作为保障性住房供给主体的地方政府可通过收购商品房作为保障房，既有利于消化商品房库存，也可以解决保障房房源问题，一举两得。

　　第四，政府作用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加速“去过剩产能”。自2009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38号文以来，去产能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效果难言理想，产能过剩问题未得到根本改观。企业及地方政府观望者居多，主动压降产能者少。现实表明，在中国，过剩产能主要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实现出清并不现实，政府作用与市场调节两只手必须结合起来。一方面，应积极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有关部门对于产能过剩重点行业的处置应有顶层设计，综合行业特点、区域分布平衡、企业运行情况等因素制定关停并转名单，并组织加以推动。对于被关停企业，也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地方政府应提供适当的财政补贴，中央财政加以支持，做好职工安置、技能培训等善后工作。另一方面，还应鼓励过剩产能企业相互间开展市场化的兼并收购。在此过程中，国家应给予必要的贷款贴息政策，而商业银行也可通过提供并购贷款、并购债承销及相应的过桥贷款、顾问咨询等金融服务予以支持。

　　第五，激发各方投资活力。一是继续加大各级财政对公共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项目的投资力度，推动重大建设项目加快实施；有效发挥下调部分固定资产项目资本金比例等政策效用，提高各类主体的投资能力，增加实际投资规模。二是建立健全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加强财政支出预算执行管理，确保重点项目资金按时到位，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三是在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同时，继续支持地方融资平台转型改制后的市场化融资，确保棚改等在建项目后续融资，保障基础设施投入资金来源。四是加快向民间资本开放更多投资领域，引导民间资本投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紧完善公私合营（PPP）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扶持体系，规范项目实施与风险管控机制，有效促进PPP和特许经营等创新模式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带动。五是进一步推动财政与金融的深化合作，以各类引导基金和融资支持基金为切入点，充分发挥各类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和项目优势，共同推进稳增长各项举措的实际落实。

　　第六，多措并举，加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为助力去产能和调结构，建议通过以下措施加大力度处置不良贷款。一是充分运用重组手段，加快化解潜在业务风险。完善信贷风险应对机制，在银行同业间、银行政府间建立协调沟通机制，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经济下行期的企业经营风险。鼓励银行对风险贷款，特别是潜在风险业务，积极采取重组手段予以化解，实现政银企的多方共赢。对重组贷款在风险分类上的限制性规定进行调整和完善。二是积极拓展不良资产处置思路，加快处置速度。近年来国内法律法规环境趋于完善，监管部门监管能力和商业银行经营规范程度显著提升，投行、信托、保险、会计、法律等中介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也有明显提高，有效利用这些渠道将为拓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清收处置思路提供有力保障。三是用好用活现有拨备资源，适当放宽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拨备的目的就是应对风险损失。综合考虑当前风险暴露的实际情况，可适当放宽对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也可以针对各家商业银行业务特点、贷款质量、风险管理水平的不同情况，分别设置个性化的监管标准，鼓励银行用好用活现有拨备资源，有效控制不良增长。四是拓宽交易市场主体，推动不良资产转让。随着不良资产转让业务日趋成熟，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的买方市场已经显现。建议通过逐步拓宽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的交易主体范围，平衡市场供求关系，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更好地盘活存量不良资产。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刘学智、刘涛、夏丹、陈冀、汪伟、许文兵参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