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清

　　近日公布的10月份CPI、工业增加值均不及市场预期，对此，笔者认为，应当跳出短期经济现象，更加关注宏观政策的结构性调整。概括地说，2014年至2015年货币政策为“攻方”（连续降准、降息），而财政政策为“守方”（地方债务约束、基建投资下滑）。但是，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从10月份的投资、消费数据中，已经出现了“宽货币”转向“宽财政”的苗头。

　　回想一下，2015年是货币政策“唱主角”——五次降准、五次降息，货币市场利率维持2011年以来最低水平。从名义利率来讲，央行采用了“宽货币”，但是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来看，央行维持了“稳健的货币政策”。2015年的连续降准、降息仅仅是完全对冲掉了CPI的下降而已，并未导致实际贷款利率和实际债券收益率偏离合理水平。

　　而财政政策方面，基建投资增速持续低迷，财税体制改革迟迟不见动作。回顾2008年以来的经济反弹，其实每一次都是财政政策起了作用。第一次是2008年底开始的“四万亿”，通过40%以上的基建投资增速拉动经济整体回暖，第二次是2012年下半年，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反弹。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口号喊了一年，却并没有什么实际动作？

　　笔者认为，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具有不可逆性和强刺激性的特点，一旦刺激政策出台将难以收回，且对经济刺激作用明显，因此财政政策的出台需要慎之又慎。举例而言，税制改革是长期行为，每次税制改革都是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讨论，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可以落地的方案。再比如，2008年底的“四万亿元”匆匆上马，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却导致了短期的刺激过度和长期的产能过剩，而这些影响经历数年都无法消除，这为之后的财政刺激敲响了警钟。

　　因此，财政政策方面并非无计可施，而是要提防刺激过猛。在经济仍处于合理区间的情况下，能不用财政政策就不用财政政策。不过，2014年三季度GDP跌破7%，经济下行压力重新增加，财政政策不得不变的“积极”。而且，“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出现苗头：

　　第一，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大幅回升至11%，创一年以来最高值。需要注意，去年9月份、10月份、11月份到位资金增速分别为8%、11%、3%，在去年高基数的情况下，仍然高增速，表明资金紧张问题得到了大幅缓解。从具体来源看，主要贡献来自于国家预算内资金、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而贷款资金增速为负，充分表明财政资金可能已经发力。

　　第二，10月份汽车销量大幅回升，为2014年3月份以来次高值，主要与汽车购置税减半有关，这同样是财政政策的范畴。我们首先来计算一下购置税减半究竟能降低多少购车成本。购置税＝购车款/(1+17%)×购置税率，此前购置税率为10%，现在改为5%，由此不难算出，购置税减半政策使得实际购车成本大约降低了4%。以10万元汽车为例，购置税降低4300元。笔者认为，汽车购置税是一个试点，充分表明了减税政策的有效性。

　　第三，地方置换债和金融专项债等融资规模扩大，3%赤字率红线可能调整。据彭博10月份报道，年内专项金融债规模增加一倍至6000亿元；据彭博11月11日报道，今年地方债置换额度将从3.2万亿元增至3.8万亿元——4万亿元。其中，专项金融债为增量，属于直接宽财政措施，地方债置换尽管是存量置换，但实际上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融资难和贵的局面，属于间接宽财政措施。此外，近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3％的赤字率红线和60％的负债率红线需要反思，笔者认为“宽财政”空间可能进一步打开。

　　总体而言，财政政策由于具有不可逆性和强刺激性，因此财政政策的出台是非常慎重的，导致“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低于市场预期。但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财政政策可能开始“唱主角”，到位资金大幅增加、汽车购置税减半、政府债务扩大等均是财政发力的迹象，经济企稳回升是大概率事件。

　　（作者系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