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19日讯(记者李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于2017年3月18-20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主题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分论坛并发言。
他表示,把中国1.7亿在城市的农民工留下就是新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中的关键点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早已部署,但很长时间推进速度不够快,现在应努力推进,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他指出,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难点在于城市化,特别是把农民工变成市民是要付成本的,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各种社会保障要有补贴,是要有财政支出的。
以下为演讲实录:
蔡昉:大家下午好。当讲新型城镇化的时候,在中国它的含义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那么以人为核心呢,其实就是讲人口的问题。最近,我们刚开完两会,两会中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说中国100年都不会缺人口,它是指数量。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人口的素质,就是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还不够。我还要补充一个,中国人口的结构也变得不像过去那么有力了,因此中国不是人口数量问题,是人口的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和人口的素质问题。
我们先看看人口的结构是什么含义。人口结构在中国主要的表现,宏观一点说叫做未富先老,人均GDP还没有达到那么的阶段,但是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已经到了那样的阶段,这是第一点,比较宏观的。更直接反映在我们现实的经济中就是劳动力的短缺,讲劳动力短缺不是指高技能的短缺,指高技能永远短缺,而是指普通劳动者,非技能劳动者的短缺,到目前为止因为劳动力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非常之快,已经快于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因此,我们知道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速度,就意味着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也就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比较快的丧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投资回报率也在下降,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增长率也在下行的趋势之中,这就是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
怎么解决,其实我们知道,过去很多年,大规模城市化带来了很好的劳动力的供给,人力资本的供给,导致资本回报率比较高,资源重新配置还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那么这些因素呢,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都会减慢。因此我们看看城市化还有没有什么潜力,当然有潜力,刚才程国强先生已经讲到了,说我们在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之间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农民工进到城市,在这工作,时间也不短,但是没有想象到基本的服务待遇,因为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第一他们不稳定在一家企业里,也不愿意有一个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二他们到了40岁就想着我终究不能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不能养老,因此我要照顾老人孩子,就要回去,回去也要就业,但是从生产率高的城市部门退回到生产率低的乡村部门的话,你的生产率就要后退,因此这些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就要解决怎么把这部分人留在这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1.7亿在城市的农民工,把这部分人留下就是新的城镇化,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中的关键点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是学术界共识很高,决策界共识也很高,而且我们早就部署了,但是很长时间应该说推进速度不够快,我们就努力推进,而且规定了,要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我们看到,过去两年这个速度明显提高了,今年已经达到了41%多,但是不是来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的落户,而是通过你的行政区划的改变导致的这部分增长,因此它解决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问题,也解决不了以生产率提高为导向的城镇化,因此我们要真正推进城镇化。难点在于城市化,特别是把农民工变成市民是要付成本的,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们的各种社会保障是要有补贴的,是要有财政支出的,这部分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明显的做出,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的合理的分配。没有得到分配的时候,农民工进城落户带来真正的好处,这个改革红利也就没有良好的预期加以分摊,因此导致地方政府,城市政府,缺少改革激励。
因此,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条件,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合理分享改革红利的预期,才能做到真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谢谢。
(责任编辑:罗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