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内置金融”为特征的新型合作社在珠海呈裂变式发展态势，该种类型的合作社从2014年的1家发展到今年的近10家，未来还将不断扩大，在此基础上还成立了全国首家内置金融合作社联合社。专家认为，内置金融合作社不仅激发了农村基层内部活力，也倒逼了外置金融向农村地区的输血功能。

　　专家认为，在坚守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底线下，内置金融合作社的实践为农业现代化与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探索出了一条可行路径，但其局限性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盘活闲置资产

　　内置金融合作社由中国乡建院首倡，借鉴台湾综合农协的经验，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建立农民资金互助新型合作社，着力解决农户产业发展中的贷款难问题，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探索“新双层经营体制”“新型农民经营主体”和“新民主自治”共同发展新形式的农村合作社，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珠海市高栏港区南水镇南场村位于海边，自然风光优美，历史悠久。近年来，由于大量的村民外出打工，村内连片的石头构造老房子八成以上处于闲置状态。最近，南场村的村民陆续将107套闲置老房子的使用权“存”入“珠海市南来农兴专业服务合作社”，交由合作社进行统一经营。未来，将有投资商对这107套老房子进行统一改造和设计，变成高端休闲旅游酒店。入股的会员将根据房屋估价享受年利率3％至5％的利息。

　　南水镇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曾泽聪向《经济参考报》记者介绍说，南来农兴专业服务合作社属于内置金融合作社，于今年7月13日成立，由74名村民发起，成员出资总额82万元，其中27名乡贤每人出资2万元。村民的土地与房屋等闲置资产有入股、存款、出租三种入社形式。

　　“闲置的老旧房子不仅有人维修，还能在保持所有权的情况下每年获得收益。南场村毗邻高栏港经济开发区，消费潜力巨大，村民们都很看好，纷纷入股。”村民诸丽莹说。

　　其实早于南场村，珠海市已有多个村庄建立起了村民自治性质的“内置金融合作社”。

　　在斗门区莲洲镇石龙村，许多农户最近将滞销的近3000棵名贵优质苗木“存入”了内置金融合作社。石龙村书记李悦强说，前两年因为缺乏内置金融手段和有效组织销售，在苗木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农民竞相降价销售苗木，价值3000元/棵的大树一度连500元/棵也卖不掉。现在，由石龙连心园林花卉专业合作社先统一收购，再根据市场待价而沽，如高于收购价再利益平分。此举不仅稳定了苗木市场，也帮助了村民融资。于2014年8月成立的石龙连心园林花卉专业合作社如今越做越大，今年还打造了一个几十亩的苗木种植基地用于存储苗木，并采用电子商务的手段进行销售。

　　“内置金融合作社通过金融手段盘活苗木资产，同时通过组织化销售，不仅打开市场，更打破了村民之间互相杀价的现象。”中国乡建院研究员胡晓芹说。

　　新环村所在的斗门区是全国最大的海鲈鱼产区，市场占有率在30％以上，但由于养殖户缺乏有效的生产经营合作组织，长期以来形成了“十养七亏”的局面。2014年7月，新环村成立了内置金融合作社，通过统购统销服务一举提高了渔农的市场地位。

　　“村民们现在纷纷要求加入合作社。”新环村村长陈冬杰说，“珠海60％的养殖户近两年严重亏本，负债平均在30万元左右，渔农养鱼风险高、赚少赔多。2014年，新济水产专业合作社成立不到两个月，就与斗门区海源水产贸易有限公司就饲料购销、海鲈回购等事项达成协议，一举稳定了市场，当年渔民普遍增收。”

　　在东滘村，综合农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统一购销服务，用现金订购饲料分销给养殖户，每吨节约饲料成本600至800元。

　　目前，珠海市掀起成立“内置金融合作社”的浪潮，新环村、石龙村、东滘村、光明村、南场村等五个村的内置金融合作社已经开展营业，加上正在筹建的有红星村、耕管村等，今年全市范围内的内置金融合作社将达到10家以上。

　　石龙村村民将滞销的苗木当成存款存入内置金融合作社，南场村老房子全部“存储”进入内置金融合作社，闲置资产金融化后再统一在公开市场上交易和寻找合作伙伴，实现了市场化的“经营起来、流转起来”。

　　突破两大瓶颈

　　珠海内置金融合作社区别于一般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村社内部创建以资金互助为核心的、兼顾敬老养老功能的综合性合作社。农业专家认为，金融供给无效和组织供给无效是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亟待突破的两大瓶颈。村社内置金融和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的实践，有效地突破了这两大瓶颈。

　　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认为，农村农民村社组织如果没有内部金融就没有造血功能，单纯靠外部输血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保险、农村供销社等政策性支农扶农组织逐步逃离三农并商业化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在村域范围内推进金融村民自治，解决信用缺失问题，实现风险可控。“合作社和信誉非常好。”连心合作社社长周坚盛说，内置金融只面向本村村民，存贷双方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乡贤和老年社员组成理事会与监事会，负责审贷工作；有贷款需求的村民需要找到两名老年社员为其担保，熟悉村情的老年人用其村誉确保了放贷的信用问题。“如果贷款社员不能及时还款，会承受很大的村内舆论的压力。除非贷款者彻底断绝与村里的所有关系。”

　　“最高贷款10万元。”新环村村长陈冬杰说，合作社成立至今快一年，发放了13笔贷款共90多万元，坏账为零。“我们估算过，如果贷款者卷款逃跑，将会连带4户入股家庭暂停分红，损失三年内将会弥补回来，所以风险不大。”

　　“为保证可持续发展，内置金融合作社也需要盈利，当然也会存在风险。但我们设计了一套风险控制办法，如强调‘保守性盈利’，只通过资金互助服务、统销统购来获得服务中介费用，而尽量不投资生产，确保了资金的安全性。”李昌平说。

　　另一方面，“内置金融”盘活农村资产资源，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造血厂”和“发电站”。“内置金融村社其实是功能强大齐全的组织新体系，外置金融包括银行、保险、产权交易所、电商等就能通过这个新体系为农民服务，把三农带入现代化。”李昌平将内置金融比喻成“造血厂”和“发电站”，“‘内置金融+村民承包权或村民集体成员权抵押贷款’，农地抵押贷款难题迎刃而解了；‘内置金融+闲置资产资源储备及集约化经营’，盘活农村闲置土地等资产资源的难题迎刃而解；‘内置金融+电商’，解决农村统一采购、销售与配送等‘最后一公里’问题”。

　　此外，内置金融重建农村伦理秩序，解决农村深层次矛盾。在合作社的利息收入中，30％或40％将首先考虑用于老年社员的分红，确保养老问题，其次再考虑公益金、公积金、管理费与风险金等分配问题。

　　“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胡晓芹常常用一句话跟村民们解释建立内置金融合作社的目的，“就像是农民在村里合伙办一个咱们自己的信用社，实行社员民主管理、自主经营、自我监督。收获的利息之所以首先考虑给老人社员分红，是为了带动全村人孝敬长者，在村子里找回孝道。”

　　2014年8月，石龙连心园林花卉专业合作社成立，资金总额396万元，其中，政府各级部门的扶持资金约370万元；10名乡贤作为“敬老社员”共出资20万元，每人出资2万元且承诺三年内不要利息和分红；30名60岁以上的“老人社员”每人出资2000元共6万元。

　　今年的2月9日，连心园林花卉专业合作社分红。虽然开业还不到半年，但合作社通过苗木统销统购中介服务赚取了近7万元的利润。30位“老人社员”每人分到了300元和一桶油，许多一开始持怀疑态度的村民尤其是老年人开始争相入社。

　　而在新环村，2014年7月成立了新济水产专业合作社，在资金构成中：政府扶持资金150万元；6名乡贤即“敬老社员”共出资12万元；43名年满60岁的“老人社员”各出资3000元；12名“饲料赊销社员”、10名“存贷款社员”各入股5000元。其中，仅老人社员可享受分红；饲料赊销社员可享受低于市场价的饲料；存贷款社会可享受合作社的小额贷款服务。

　　经过半年的运作，合作社通过饲料的购销服务盈利8万元；累计发放社员互助贷款13笔合计92万元，实现利息收入6万元。今年春节，合作社将部分收益拿出来分红，老年社员第一年就获得了600元分红加一袋米和5斤油。

　　“合作社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业务情况，来决定不同时期吸收的社员类型。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受惠人群将不断壮大。”胡晓芹说，“内置金融合作社不仅解决了村民贷款难的问题，还重建了农村社会伦理，解决了农村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

　　“以金融互助合作为手段，重新组织起已经涣散村民，把现有的空壳村社组织改造成不仅有骨架，而且能造血输血、多肌肉有力量的小农为主体的村社共同体组织。”李昌平说，中国乡建院迄今已在河南、湖北、广东等地试点40余家内置金融村社，“珠海模式”已渐趋成熟，具有可复制性。

　　“内置金融合作社不仅增强了村社共同体意识，而且激活了村两委为村民服务的意识。”莲洲镇党委书记黄顺安说。

　　激活外置金融

　　“内置金融激活了外置金融。”珠海市海洋农渔和水务局副局长龚慧斌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珠海市一度拥有100多家传统类型的合作社，但大多数有名无实。内置金融合作社一举解决了农村资产信用缺乏的根本性问题，吸引了外置金融的强烈关注。“例如，珠海市农控集团看好新济水产专业合作社发展前景，近期已经签约并会陆续出资达到150万元入股合作社。”

　　内置金融也倒逼了外置金融的服务水平提高。龚慧斌介绍，珠海市近年来致力于打通农村金融服务瓶颈，2015年将建成农村金融服务站43个，将贷款、担保、信用评定等金融服务进一步前置到村民家门口。

　　专家认为，广东珠海市的内置金融实践，解决了农村“自我造血不足”的问题，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促进了农业自主发展。从各地实践发展来看，在取得成效的同时，还存在着外置如何有效对接内置、资金规模增大带来风险、管理方式存在局限性等问题。

　　其一，仅靠内置金融可能无法解决农村全局性问题，外置金融还需有效与之对接。李昌平也认为，从信用对接的角度来说，内置金融是“惠民”导向，是一种相对保守的模式，外置金融是“市场”导向，相对而言功利性更强。内置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外置化，或与外置金融合作；外置金融机构也需要借助内置金融合作社的“桥”，更为稳妥地真正进入乡村市场。

　　其二，合作社资金规模增大将带来一系列风险问题，建立科学的金融风险规避体系势在必行。龚慧斌认为，尽管从目前的实践看“内置金融合作社”并没有出现风险问题，但随着资金规模的剧增，很难保证未来是否安全。与此同时，随着内置金融合作社的增多，还出现了“合作社联合社”的新事物，金融风险问题自然成为各方担心的焦点。龚慧斌说，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也正在研究如何进行有效监管。李昌平坦承，只能在探索中慢慢总结经验。

　　其三，需要进一步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内置金融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新事物，是否具有可供推广的复制性，尚需要进一步建立科学的评估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