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垒

　　近日，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段建国涉嫌受贿、玩忽职守罪。在山西省纪委相关宣教材料中，该省交通厅贪腐窝案被定性为“极具典型意义的一个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全案共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170余人，涉及各类企业人员60余人，立案调查13人，移送司法机关10人。

　　是什么导致山西省交通厅发生如此大规模“塌方式腐败”呢？

　　“骗子公司”获高速公路承建权

　　2011年12月，连接太原到北京、途经五台山风景区的忻阜（忻州到阜平）高速公路全线贯通。2013年年初，国家审计署在对忻阜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审计时发现，“一家虚假注册的骗子公司参与其中，骗取国家巨额资金”。据调查，这家虚假注册的骗子公司就是山西中海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中海”）。忻阜高速实际由晋煤集团与交投集团联合投资建设而成。但在此之前，这条高速路的路权却归山西中海所有。

　　学经济出身、曾经的山西交通厅厅长王晓林在“全省公路基金历史欠账56.4亿元，全长666公里的大运高速总投资需要222亿元”的情况下，闪转腾挪，用一系列经济手段，“不花财政一分钱”建成了一条高速。

　　尝到使用经济杠杆甜头的王晓林决定以“BOT模式”修建忻阜（忻州到阜平）高速和长临（长治到临汾）高速。

　　所谓BOT模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模式，是指政府部门就基础设施项目与企业签订特许权协议，授权企业承担该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和维护，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限内，企业向设施使用者收费以获取合理回报，并在特许权到期后无偿或有偿移交给政府的融资建设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2001年，山东中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海公司”）的董事长王德生找到王晓林，提出想承建忻阜高速。随后3年间，双方签订了三份合作意向书。为承建忻阜高速项目，山东中海公司注册成立了山西中海公司。

　　2013年3月，山西中海公司董事长王德生案发。同年6月，时已退休，准备外出旅游的王晓林在某高速公路服务区被纪检部门带走。此前两个月，同样已从山西省交通厅副厅长任上退休的王志民和山西省交通厅综合规划处原调研员王蕾已被带走。

　　继任厅长被控受贿和玩忽职守

　　忻阜高速事关五台山旅游开发和晋煤外运新通道建设，长临高速是G22青兰高速中的重要一段。这两条路迟迟未能开工建设，时任山西省的领导对此很不满意，要求山西省交通厅尽快妥善解决。

　　2006年9月，山西省交通厅决定终止与山西中海公司的合作，双方由此发生纠纷。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直到2008年4月王晓林卸任亦未能妥善解决。

　　破解这两条高速公路的纠纷问题，是段建国上任后面对的首要难题。山西方面急于开工建设，但获得建设合同的山西中海公司却不着急。由于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项目建成时间，久拖不建并不违约。

　　一位知情人士称，段建国刚一上任就与中海公司进行协商。无奈之下，山西省交通厅决定解除合约。作为补偿条件，山西省交通厅党组会研究决定给山西中海公司保留服务区BOT，并支付有形的前期费用，即补偿2200余万元。

　　调查显示，2008年7月，山西省交通厅给省政府的汇报材料中，一味强调交通厅单方终止合同无法律依据等己方责任，对山西中海公司无能力履约等只字不提，误导省政府同意了交通厅提出的解决方案，致使山西中海公司无资金实力、无建设能力、未经招投标程序，便取得了忻阜高速服务区投资建设经营权；山西中海公司在仅支出96.5万元的地质调查费、用地评价费的情况下，编造虚假支出，以前期费用补偿款的名义获得交通厅支付的2291万多元。

　　起诉书据此认定，段建国“在工作中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1.91亿元。

　　权力交织的腐败利益共同体

　　2013年4月，山西省路桥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贾建民、山西省交通运输局局长李华中、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纪委书记冯朝辉、山西省忻阜高速建管处处长冯建刚先后被调查。

　　紧接着，与冯朝辉关系密切的时任中央纪委法规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也落马了。曹立新曾任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六室三处处长，分管领域包括山西。

　　相关纪委材料中称：交通系统下至一些建管处、事业单位负责人，上至副厅长、厅长，形成了一个相互交织、利益输送的链条。这些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权力关系，交织成以少数职位级别高的领导干部为核心的若干个相互独立又有紧密联系的腐败利益共同体，相互提携，相互关照，共同谋取私利。

　　现任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李正印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为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山西省交通厅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开展了多次作风建设，明察暗访，严肃查处失职渎职、为官不廉、为官不为等问题。同时，对部分厅直单位班子成员进行了交流调整，配齐了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纪委书记，初步形成了正确的用人导向。（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