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国目前有200多万乡村教师，其中很多人身处偏远山区，肩负着农村孩子的教育使命。如何让农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成为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今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从提高生活待遇到城乡教师流动，从职称评聘倾斜到建立荣誉制度，扶持力度层层加码。近日，本报记者赶赴江西靖安县，走进大山里的乡村学校，寻访一个个乡村教师，用他们自己的故事，讲述这个群体特有的坚守和责任，表达他们朴素感人的心声。

　　本报记者李琭璐

　　罗湾乡，位于赣西北部，车行山路，近两个半小时的蜿蜒颠簸，记者最终到达罗湾南石坪村，而罗湾中心小学就深藏在这九岭山区中。

　　1985年，300多名学生，30名教师；2005年，200多名学生，20名教师；2014年，100名学生，11名教师。这一连串的数字是一所乡村小学的发展史，这些数字中记载着这所学校的过往与现在，也记载着这所学校的荣光与哀叹，但留下的却是乡村教师最富庶的精神：爱和信念的坚持，正是这些“微小学”里的乡村教师们，延续着农村教育的“血脉”。

　　孩子们走了一拨又一拨，老师们却一直在坚守

　　2015年5月18日，江西省靖安县，夏天在这里多了几分暖意。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循着朗朗童声，记者走进靖安县仁首镇石上小学。这个并不很大的校园，承载着119名学生，12名老师所有的希望和责任。

　　作为一名只有119个学生学校的校长，舒信根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30年。“生源越来越少，我刚来的时候还有200多个学生，学校在这个小山村里很有生气，现在全校也就119个学生。学生都来自石上村，大多是父母在外的留守儿童，条件好一些的都转到镇上或县城的小学去了。”

　　舒信根感慨于孩子们的流失，但更感动于老师们坚守。如今，学校有20多名老师，除4名年龄较大的老师外，还有一名年轻的英语老师。孩子们从这里走了一拨又一拨，而老师们却一直在这里坚守。“我1956年出生，明年60岁，3月开学就退休，不能教学生了。”舒信根就是这样一名坚守的老师。乡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音体美及英语教师资源短缺的矛盾也日渐凸显，一个老师代几门课的情形比较常见，专业的教师寥寥无几。师资力量短缺导致农村教师队伍年龄老化，许多老教师的坚守，也有一丝无奈。高湖中学的一位老师退休后，又被返聘回来继续工作了10年。

　　曾经，在靖安县最边远的石坪小学，只有一名老师和4名学生，50岁的刘光菊一执教鞭就是33年。

　　两间教室、文体活动室、学生厨房，就构成了学校的全部。33年来，刘光菊教出了300多名学生，让许多山里娃走出了大山，有了出息。说起刘老师，石坪人都说，她是我们的“明灯”！

　　石坪村缺老师。1978年2月，高中毕业的刘光菊从外村应聘来到这里，成为一名拿工分的代课老师，月收入仅13元。在此后的20多年里，她和另外一名代课老师负责教1至3年级、10多名学生的所有课程，两人每天轮流转，中午还要为学生做饭。雨雪天，她要把学生一个个护送到家。有些家庭困难的学生生病，她负责送到村卫生所看病并垫付医药费；有的学生无钱购买学习用品，她经常自己掏钱为学生购买。为此，她每个月的工资常常不够开支。看到这种情形，有人邀刘光菊外出务工，有人劝她别做民办教师另谋职业，丈夫也有些埋怨。而她却宁肯苦自己，也要让孩子们上好学。

　　2002年，刘光菊转为公办老师。那年，学校教师只剩下她一人，所有的课程都落在了她的身上，所有孩子的午饭都由她来做。“真是又当老师又当妈。”刘光菊笑着说。

　　人终不是铁打的。2008年3月的一天，她带病去学校，走到路上突然头晕眼一黑，摔倒在一块石头上昏迷不醒。幸好当时被过路人发现，将她送往乡卫生院，额头的伤口缝了7针，鼻梁骨骨折。她躺在医院里，心里仍牵挂着学生。医生要求她住院治疗和观察5天，乡中心小学校长“强迫”她安心治好病再去学校。然而第3天，她就强行出院回到讲台。

　　“刘老师真是好人。我女儿、女婿出去打工，外孙舒鹏留在家读一年级，刘老师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村民老王告诉记者。提起刘光菊，石坪村的乡亲们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孩子们的那些眼神，让我感到自己有一种无法回避的责任

　　现为高湖中学副校长的胡青春，1995年大专毕业，正经历着中国乡村教育的快速发展时期。在山区教师岗位工作20余年的胡老师，保持着乡村的一份纯朴，“孩子们的那些眼神，让我感到自己有一种无法回避的责任。”

　　办公室兼做休息室，叠放着课本、教案和作业，摆设着简单的生活用具，木制的床铺，墙上挂着作息表，上午8点10分早读，下午4点放学。罗湾乡中心小学老师们的生活跟寄宿学生的状态一样：一周工作结束后，周五下午回家去，周日下午再返回学校。

　　“在别人看来有些折腾，可大伙都这样，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90后教师刘佩玉笑呵呵地说。“2014年大学毕业，通过参加基层教师的招考，去年来到罗湾中心小学当老师。刚来的时候，看着两边的大山，哭得嗷嗷的，特别不适应。现在早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了。”她毫不掩饰自己几年前初到这里时的心情，“村里向外的公路实在难走，既冷，又远，班车很少，但这是份工作，更是份责任，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长了，你就会理解。”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放学了，老师们又开始张罗各自的晚饭。单一的菜品配上实用的面条就成了这位年轻女老师平日里最常吃的饭。在另一位老师的宿舍里，记者看到桌上放的是从家里带来可以吃一周的馍馍，有时候一锅包谷稀饭、几个馍馍就是一位乡村教师一天的伙食。

　　干冷的山里，即使是在初夏季节，老师们的宿舍也觉得寒气很重，一碗热乎乎的饭也很容易冷掉。在这里，电磁灶大体可以满足所有的做饭需求。“经常电压不稳，做饭时突然没电也是很正常的。”刘佩玉说。

　　在外人看来，这一切都是如此清苦，但在这些老师们的口中，这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这几年乡村教育和教师的待遇越来越好了，我们的工资和县城老师的工资差不多。要说比条件，肯定和城里没法比，但要说工作的成就和满足感，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

　　这一切，正如专家断言：中国的教师群体中，农村教师人数最多。他们在社会末端，在艰苦环境中肩负着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基础使命。

　　有年轻老师来了，证明乡村教师后继有人

　　讲台上的刘佩玉，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和我们交谈时的内敛，洪亮的嗓音引领着孩子们进入了知识的殿堂。20多个孩子，课堂上活泼踊跃，学得认真。“今天是看你来了，他们还稍微收敛点儿，平时更闹。”刘佩玉说起班里的这些孩子时，透着特有的亲切。话语中，我能感受到这个年轻姑娘，作为山村老师全部的幸福和满足。

　　虽然现在学生不多，但老师们总是很忙碌。刘老师除了要教孩子们语数英，还要讲自然、品德等，时常是给一年级讲完数学，又给四年级讲语文，接着给三年级和六年级讲英语。在复式班中，一个教室，两个年级的转换是山区教学的常态。“孩子们太小，得有人看着才会踏实学。”

　　而对于刘光菊老师而言，不论是之前教过的石坪小学，还是现在的罗湾中心小学，复式教学是解决生源稀少的较好办法。“一个高年级匹配一个低年级，轮换着讲课。常常是一四年级，二五年级，三六年级组合，往往是这个年级的先上课，那个年级的预习或者写作业，就这么轮换着来。靖安这样的山区孩子，都很纯真，我们要因材施教。”

　　因为“教育”留在山上——成了老教师和年轻教师间无形的纽带和信念。和刘光菊走过的青春一样，刘佩玉的青春，也承载着山里孩子稚嫩的希望。当被问到，会不会担忧老教师大批退休而出现断层时，罗湾中心小学校长李刚笑着说，自己不担心，“有年轻老师来了，证明乡村教师后继有人。”

　　“孩子们可以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与人交流，学习成绩提高，也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求知渴望是最令我们开心的事。”老师们真实地表露出自己对山里孩子教育的想法，“我们希望能多个幼儿园。在罗湾，就只有一个幼儿园，孩子五六岁上一年级，之前在家里没人管，农村一些陋习难免会影响他们。”

　　“我还希望，能配一些多媒体设备。我们有电脑，但都没法带到教室给孩子们用。他们需要看外面多彩新奇的世界。”

　　教师，始终是现实和理想的连接者。在一些地区，农村教师的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年轻教师不愿来，来了有时候也待不长。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年轻教师逐步增多，老教师依然坚守岗位。

　　一堂音乐课、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他们的音乐启蒙。在高湖镇高湖中学，27岁的龙老师让教室炸开了锅。“有年轻老师来给咱们上课啦！”龙老师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通过层层选拔来到了这里。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希望每学期都有新老师，最好是年轻老师。而现代化教学技术开始在农村普及，更需要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年轻教师的加入，为乡村教师队伍带来了活力和希望。如今，他们成为了新时期乡村教师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