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世智

　　先贤曾说，知易行难。很多事情只有干了才知道有多难，为“三农”提供更好的服务也是如此。在建设和推广“四融”平台的过程中，省农行工作人员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慨：服务“三农”，光靠我们农行一家是很难做好的。

　　从这一个角度说，知道了其中的难，也为我们今后更好地服务“三农”提供了思路和启示。

　　遇到的各种“难”

　　4月底，省农行对外宣布：从去年开始推广的“四融”“三农”金融服务平台已在全省完成布放1121台，其中静宁县所有行政村实现全覆盖。

　　在全省86个县（市、区）中，省农行倾斜人力和技术等资源，努力要将静宁县打造为“四融”平台在全省甚至全国复制和推广的一个样板县、标杆县。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截至今年4月末，该行在静宁县布放“四融”平台终端机具360台，注册客户15184户，交易笔数15330笔，交易金额达5.6亿元。

　　这是一条非常鼓舞人的好消息。静宁县总共有333个行政村，共布放360台“四融”平台终端机具，表明省农行已超额完成了当初制定的目标。但有一条不为外人所知的“备注”是：全县333个行政村中，尚有80多个不通网络。也就是说，省农行布放在80多个行政村的“四融”平台终端机具，目前还只是“摆设”，使得这些村里的金融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大大地“超前”了。

　　另一方面，“四融”平台虽然“看上去很美”，但距离“用上去也很美”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特别是其中的“融商”功能的配套问题。比如，“融商”平台将农村的“线下”交易搬到了“线上”，但物流配送如何解决，这是农行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静宁县威戎镇浩昌农资经销店对于农民网下的化肥订单，目前靠自身配送。但小老板杨广荣也坦言：一个村子的订货量大，店方送货上门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量太少，成本就太高了，送货上门不划算。再比如，原本“融商”是“四融”平台的特色功能，但真正进入“电商”这个“商圈”，省农行才发现自己“跨界”跨入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要想把这一平台做好，其中涉及到的农产品原产地追溯、电商管理等问题，都需要一支专业人才队伍来支撑。

　　此外，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为了加大对“三农”重点领域和扶贫攻坚的金融支持力度，2014年，省农行在继续推进双联惠农贷款基础上，又创新推出了两项涉农个贷产品：一个是“农民住建安居贷”，主要支持农村住房建设、灾后重建和移民搬迁；另一个是“农民致富小康贷”，主要支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但把这些“线下”的产品完全搬到“线上”的“融资”平台，在放贷程序上还面临着一些技术性难题，目前只能尝试着把放款环节放在“线上”。

　　需要各界都来“施工”

　　面对各种难题，省农行决策层表示，一方面该行将努力进行针对性的研究突破，但由于自身力量有限，还需要总行的顶层设计和指导；另一方面则需要地方党政和相关部门多方参与、合力推动。

　　省农行的想法得到了有效回应。静宁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认为，“四融”平台服务“三农”的方向和内容与当地正在建设的县乡村三级农村服务体系“高度契合”，并将其纳入了其中。不仅如此，当得知“四融”平台安装到位后，农行没有多余的人手教农民如何使用，县委县政府立即派出各村的大学生“村官”予以协助，为农行的推广工作节省了很大的人力；而个别乡镇看到农行将“四融”平台布放在了小超市，还非常不理解地问：为什么不放到服务大厅来？

　　与此同时，其他部门服务“三农”的手也因为“四融”平台而得到延伸。在“融智”平台上，省农行“嫁接”了“12316”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触摸屏幕进入其中，便能看到相关专家的照片和简介以及联系方式。省农行派驻静宁县的四人工作组成员董大平笑着说：“我也是里面的金融专家，农民要咨询我，平台就会把相关信息转到我手机上，然后我再打电话直接给农民进行解释。”据介绍，这一平台今后将重点发展和利用农行客户经理、担保调查团队、产业行业专家和乡村干部“四支队伍”，依托互联网为农民提供“三农”知识辅导和在线培训。同时，依托惠农服务点，逐步在全省组建1.6万个“农民大学堂”。

　　有关研究者认为，当前省农行遇到的难题，其实质是“三农”发展问题。今天的农村就是昨天的城市。与城市相比，当前省农行在农村推进“四融”平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还是服务内容问题，都是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表现。解决这些问题，城市已经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经验，需要各方面都来“施工”。而且在“施工”过程中，各方可以互相“沾光”，使服务“三农”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省农行的探索和试点已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对同行业是一种市场和利益的“倒逼”，使其不得不改善相关服务来争取客户；对一些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则是一种市场的引导和责任的“倒逼”，让其不仅可以搭农行的“车”拓展市场，还可以尽到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