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现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又亟需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您认为政府和市场这两个作用应怎样正确处理好?

　　宋晓梧:大家都知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结合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工作，我谈两个观点:

　　第一是对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类指导。资源型城市分成两类枯竭和可开采的。既然是分类指导，显然在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里，政府所要发挥的作用也不完全一样。对于枯竭型城市来说，本身政府就有历史欠账，这部分历史欠账不能推给市场解决。比如当年的阜新、抚顺，政府挖掘的没有回填，政府说“先生产、后生活”，基础设施等有欠账，现在不管了，交给市场管理，没有企业愿意接手来管，也管不了。国有企业下放到省里，然后下放到市里，区里，造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个问题是政府过去的责任，没有很好的完成。这种责任怎么能交给市场呢!

　　第二，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这章里写的，在社会和其他党建/文化，都没有这个提法。我们在整个全面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除了经济问题，更应该重视社会问题。

　　我们到法国兰斯调研，问你们这振兴最主要的抓什么?他们回答，社会保障，就业。那和中国不同，我们重点是上项目。他们说接续替代产业首先要考虑能不能增加就业，而不是我们考虑的先增加GDP，这个是有差别的。现在我们应该把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问题作为重要的问题，放在我们工作中来考虑。在社会方面就不一定，或者说不完全全部靠市场配置资源。中小学义务教育、大病救助这些靠市场配置资源能行吗?

　　社会保障问题，最低生活保障问题，积极的就业政策，职工转业培训，这些都需要政府来管。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强调政府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全面规划，还有长期的规划。政府可以委托中介组织来做，但是政府要在里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不能单纯靠企业来做。

　　本报记者:按照您如上观点，对下一步济宁市的转型发展，您有何建议?

　　宋晓梧:济宁虽然是成熟期的资源型城市，但是我觉得政府也有历史欠账。如果政府要把63万亩沉陷区和被水淹的10万亩交给市场决定，政府不要管了，哪个企业愿意开发就开发，能解决吗?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说，包括资源价格、安全生产、生态破坏、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等多方面的欠账，这些问题政府必须要出来主导解决。从分类指导角度来说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政府要肩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解决这些问题。在发展过程中，更应该重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资源枯竭型城市也不是政府包办，而是说政府责任更强一些。

　　对于济宁的情况，我有四点想法:第一，政府要把历史欠账做好；第二，政府要把社会事务管好；第三，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在我们在进一步做好资源型城市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时候，政府对具体的项目，可以创造环境，但对投资等问题，不要插手、干扰太多，要让市场发挥它配置资源的作用，主要指经济领域；第四，政府要做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特别是要避免短期行为，短期项目能种田。资源开采利润很多，想着当前日子过的很好，搞什么创新?搞什么接续替代产业?投了资，本届政府还不一定见效的，这就不对，政府要有长期打算。

　　要做到这几点，都有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比如说对历史欠账的问题，就有财务问题，要想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问题，首先价格合理，煤炭价格是不是合理?2008年绿色和平能源基金会和世界自然基金发起煤炭真实成本的测算，2007年中国由于污染，水流失，生态破坏，房屋基础设施破坏等等，每吨的煤炭欠150元的外部损失，2007年一年欠账17000亿元，占当年GDP的7.1%，把这些欠账都不算，这个价格对于整个经济是什么样的运行状态，如果把真实成本算进去，是不是这样的。算进去GDP水平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首先要有真实的成本。

　　资源成本价格的改变是很重要的问题。中期，长期的考核，干部制度的考核是重要的问题。我们重视当期GDP增长多少，资源型城市逼迫书记市长考虑眼前的问题，干部制度考核要改变，创新体制，财税体制，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简政放权，发挥社会组织众多问题需要进行改革。

　　(□张誉耀 吕光社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