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上半年情况来看，长期以来依赖资源的地区，比如吉林、河北和山西三省经济增速分别只有6．8％、5．8％和6．1％。在过去，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企业发展形势好的时候，只要有项目，银行就贷款。但现在这些企业基本亏损面都达到了40％以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8月2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高层研讨会上表示，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正逐渐消退，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还未真正成长起来。“当前对于资源型城市来说形势尤为严峻。”

　　在这次研讨会上，包括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的相关负责人和该领域的权威学者集体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把脉。攀枝花、娄底、焦作等资源型城市代表亦分享了转型经验。

　　多次调研东北地区、为东北资源型城市转型多次献计的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原副司长彭会军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便前有资源衰退型城市的教训，资源成长型、成熟型城市为了保增长仍然对转型的长远规划未有仔细考虑，甚至很多城市在转型之后还尴尬地面临“二次转型”的问题。

　　“资源诅咒”

　　“因为目前资源成长、成熟型城市仍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其经济增长，出于对GDP增长的考虑，并且采掘业的成本相对其他产业的投入要小得多，这些城市目前仍然对‘资源诅咒’的认识不足。”彭会军说。

　　资源富饶本可以为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加分，但大量实践证明，由于对资源过分依赖，资源型城市在享受了资源带来的中短期效益后，却面对了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这便被称为“资源诅咒”。

　　根据2013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年—2020年敗罚撘韵录虺啤豆婊》敚在其公布的262个资源型城市中，东北（黑、吉、辽，及内蒙古东部）有37个，占14．1％。其中67个资源衰退型城市中，东北就有21个，占31．3％。因为数量多，“资源诅咒”在东北的表现也更为明显。

　　今年一季度，资源大省黑龙江GDP增速为4．1％，名列全国最后一位，而鸡西、鹤岗、双鸭山、伊春、七台河这5个城市的GDP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5个城市全是资源型城市，这说明它们的产业结构还没有调整过来。煤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而一季度的时候，煤炭的价格是相当低的。”彭会军告诉记者，一业独大的资源型经济容易出现大起大落，这在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只不过程度没有这些城市严重而已。

　　根据《规划》中公布的数据，资源枯竭型城市中尚有近7000万平方米棚户区需要改造，约14万公顷深陷区需要治理，失业矿工人数达60多万，城市低保人数超过180万，采掘业占二次产业的比重超过20％。

　　“资源型城市要改变产业结构的难度非常大，一些已经转型城市仍然面临着‘二次转型’的问题。比如一些就是在挖煤的基础上，增加坑口电厂，或者做煤炭产业链的延伸，说到底还是围绕煤炭这个产业。”彭会军说。

　　试点或可先行

　　在这次“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高层研讨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提出了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建议。

　　“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首先要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的负债表，这样就能把自然资源的损坏还是修复有定型定量的界定；其次就可以建立地方官员对自然资源损坏情况历任的审计制度及自然资源资产损害的责任终生追究制度。地方官员任期结束后，可以清晰地清算任期内自然资源资产是欠账还是资产增加了，如果出现了自然资源资产重大损害，要进行终生追究。”郑新立特别提到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重要性。

　　郑新立还极力赞同德国鲁尔的工业区改造方式。德国鲁尔区是公认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典型，与我国资源衰退型城市类似，鲁尔区依靠丰富的煤炭、铁矿在一战后获得了飞速发展，但上世纪60年代后便陷入“资源诅咒”。“鲁尔区现在已经培育了电子和生物工程为主的新兴产业。当初为了使原来的矿工在新兴产业就业，政府出钱对他们进行技能培训。政府还出面建立了实验室和‘孵化器’，将新的技术产业化、工程化。”郑新立说。

　　多位参与该研讨会的专家表示，建议先建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试点，向国外“取经”的同时，摸索出自己的经验。

　　事实上，我国已有一些成长、成熟型资源城市未雨绸缪。

　　“资源型城市转型要早转，但往哪个方向转得有长远谋划，要基于自身条件。”山东省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济宁传统工业基础还不错，纺织、制药、机械等领域已是国家和地方布点，在此基础上，加大科技投入，引入科技金融服务，推进产学研合作，以此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另外，济宁也根据自身文化底蕴丰富的特点，对旅游资源进行了包装和重新整合，甚至连采煤塌陷地区也修复成湿地公园。

　　不过，目前国家仅对衰退型资源城市有财政支持，也让济宁这样的成长、成熟型资源城市面临了一些问题。“目前济宁塌陷地规模已经有63万亩，但若要各方参与治理却不容易。如果被划入煤炭企业开采用地，农民无需劳动就可以从煤炭企业得到每年1000多元／亩的补贴，这跟辛苦劳作一年所得差不多；煤炭企业只需要按照煤炭法交纳非常少的保证金就可以开工，而这个保证金对修复塌陷地来说却根本不够；而地方政府也财力有限。”

　　因此，梅永红非常希望得到更多支持。“一些塌陷地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不可能恢复成耕地，但在国土规划上还是‘基本农田’，希望国土部门能够核减，按照采煤塌陷地恢复治理面积，适当增加部分建设用地指标，这样就可以引入更多社会资金共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