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提升金融业服务水平是根本出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等著名专家在出席主题为“全球经济变革下的金融改革与风险防控”的“2017金融街论坛”时就金融创新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如何打破刚性兑付，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话题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吴敬琏：金融业怎样为供给质量的提高服务

　　经济发展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要稳住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失速，二是要去杠杆，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根据近些年的经验，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矛盾。所以，出现了一种现象，在去杠杆、防止系统性风险积累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增长率下滑，但是反过来要促进经济增长率稳定，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时候，又会出现杠杆率上升，风险积累，被人们称为“跷跷板效应”，这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在施政上很头疼。

　　当前需要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跷跷板”效应？怎么来消除这种“跷跷板”效应。这种效应出现的原因在于，在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金融业的功能和行为发生了扭曲。大致在21世纪初，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过分地从需求侧寻找出路，想用货币的超发、信用的扩张来支持经济增长，总是想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拉升经济增长。而货币的超发和信用的膨胀必然造成风险的积累，杠杆率的升高。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出现一个“魔咒”，要支持增长，只能加杠杆，扩需求。货币发行变成了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最简便的方法。而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必然造成杠杆率的提高和风险的积累。在防止风险的时候，因为经济增长失去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经济增长速度就必然下滑。

　　怎么才能破除这个“魔咒”，消除“跷跷板”效应？最根本的办法就是2015年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的从供给侧看问题，从供给侧找出路，用提高供给侧的质量，也就是提高效率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供给效率的提高，我们才能够用比较低的资源投入取得比较好的、比较高的增长效果。

　　金融业需要在这个转变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实体经济服务，提升经济效率，这是根本出路。在原来的发展方式中，金融业会扭曲自己的行为，因为在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的情况之下，金融业的盈利模式变成自己玩，靠自己的数量扩张来赚钱。从学理上说，金融业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的时间段之间，分配金融资源来带动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是在依靠信用膨胀，货币超发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情况下，金融业的行为就会扭曲，就会离开原来在经济中所担负的功能，扭曲了盈利模式。

　　要解决当前问题，消除“魔咒”，金融业需要回归自己原来的职能——通过货币、资金的先行作用来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这样，金融业就面临着很大的改革任务。既然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供给侧质量的提高，需要做哪些改革呢？原来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体制，在信用膨胀，货币超发情况下形成的一套做法，都需要做出变革。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核心任务是改善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效率。在中国已经从简单赶超到领跑时代的情况下，创新就变得非常重要。创新产业的特点跟传统产业有很大不同，从金融的视角去观察，存在高风险和高回报的情况。而原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往往无法适应，因为银行作为一个高负债经营的企业，天然的必须坚持审慎经营、比较保守的特性，不喜欢风险。

　　新的技术，新的创业企业，往往是高风险，同时也是高回报的，这就需要金融创新。创新有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从0到1，原始性的创新。从0到1的创新具有非常明显的高风险和高回报的特性，这种创新，对于创始企业来说，最需要的金融形式就是在创新创业的各个阶段都有跟他相适应的金融形式，比如从天使投资到私募基金等等。另一种创新是所谓的从1到N，不完全是首创性的创新，我们可以拿来别人的创新，加以提高和改善，这种从1到N的效率的提高，也需要有跟他相适应的金融形式，开辟新的金融业务。有一个被经济学家关注的奇特现象，BAT最早拿到的投资都不是国内的金融企业给的，都是来自国外。为什么在全世界出类拔萃的一些中国企业，最早拿到的大笔投资，都是从国外来的。这就说明，我们的金融业需要总结经验，适应当前的形势，进行改革和创新。所以，鼓励金融创新是第一位的。当然，这还需要监管。为什么需要监管？最重要的原因是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所以需要监管，加强监管不是要压制市场力量，而是要使市场运作得更好，市场力量得到提高。

　　吴晓灵：有序打破刚性兑付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防控金融风险列为三大重要任务之一。当前，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有序打破刚性兑付，树立风险自担的文化。

　　第一，打破刚性兑付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在计划经济时代，计划是配置资源的龙头，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决定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如果金融配置效率低下，那么社会资源也不可能得到高效率的配置。不打破刚性兑付就无法反映风险溢价，就没有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因为有风险，暴露风险，才能看出不同信用主体的价格。只有好的企业才能够以低的价格获得市场融资，而不好的企业应该为此付出高的代价，但是，当我们不能够打破刚性兑付的时候，好坏企业是无法区分的，他们没有风险的差价，也就不可能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无法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二，刚性兑付是金融业制度扭曲的结果。打破刚性兑付在金融界已经喊了很多年，中央文件屡屡提出要打破刚性兑付，为何至今仍未能打破呢？这里面有制度原因，也正是金融改革要努力的方向。风险自担是一切金融活动的基石，金融是居民财产自主运用的活动，承担风险，获取收益是金融运行的基本原则。但是，很多人没有在金融活动中树立契约的理念，更多地只想得到资金，使用资金，从来没想过对资金运用的效果负责。很多人投资的时候只想获取更多的收益，而没有想到更多的收益需要承担更多风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居民财产权的忽视和不尊重，使得居民丧失了自己是财产利益维护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政府管制过多，导致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承担着无限的责任，责任越大，管制越多。金融长期处于受压制状态，正常的融资渠道不畅，给非法融资活动留铝撕艽蟮幕疃区间。公众在参与非法集资过程中的心态是盈利归自己，亏损找政府。在这种压力下，由于责任不清，政府往往采取花钱买稳定的做法，助长了刚性兑付文化。在刚性兑付文化下，中国只有财政，没有金融，所有金融活动的风险都通过不同的渠道转嫁到了财政身上，这也是很多人义无反顾地参与非法集资的根源。政府的精力应该更多地放在那些遵纪守法人的身上，让那些参与违法活动的人承担更多的责任。

　　国家信用和商业信用不区分，也是刚性兑付的基础。国家控股的金融机构是有限责任公司，不应该承担国家的信用。现在的银行，包括国有控股银行，已经是上市银行，应该承担公司的信用。我们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每一个人应该想到，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有破产的可能，尽管在破产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小存款者的利益，但是这不意味着每个金融机构都是和国家同等的信用。有些金融机构，为了自己的竞争采取了不当的方式，误导社会公众，掩盖了金融信用和普通商业企业信用的差别，误导国家信用和商业信用的区别。在国家信用与商业信用不分的情况下，不可能树立风险自担文化。

　　金融法律不完善和监管理念落后，也让金融机构有可能不向公众如实揭露风险。行为的瑕疵导致金融机构以刚性兑付掩盖不当行为的责任。现在比较混乱的金融市场是理财市场，每个金融机构在销售理财产品的时候，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切实地向投资者揭示了风险？我认为不是的。理财产品销售人员的第一责任是把产品卖出去，而不是向客户揭示风险，给客户以选择的权利。由于在产品当中的一些法律关系揭示不清，在销售过程中的瑕疵，导致金融机构一旦面临风险的时候，首先不是想到怎样分清责任，而是想办法掩盖问题，保住自己的商誉，这也是刚性兑付不能够打破的重要原因。

　　第三，有序打破刚性兑付，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业是一个经营风险的行业，不出风险是不对的，出了风险才是正常的。企业的成长是有风险的，金融服务于有风险的企业，风险也会反映在金融业身上。如果大家都不去承担风险，不去承担创新的风险，不去承担损失的风险，何来社会的进步。因而，我们应该有承担风险的担当，也有容忍失败的宽容，让各类金融产品风险透明和暴露，才能切断风险的传递。当一个产品出现风险的时候，用另外一个产品，或者是另外一次融资来掩盖这个风险，那么就会使这个风险越积越大，最后从小风险积累成大风险，也就是有可能形成系统性风险。

　　有序打破刚性兑付，要从完善法律，明确风险责任做起。我希望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监管当局，还是地方政府，都应该有揭示风险、化解风险的责任担当。金融安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把金融的信用基础，金融的契约精神树立好，金融安全就无从谈起。我们应该用典型案例区分责任与风险担当，用案例对全社会进行风险和信用的教育。只有这样，中国才有真正的金融，我们讲利率市场化，没有风险的暴露，不打破刚性兑付，没有违约事件，哪里来的风险定价。如果不打破刚性兑付，不真正地实现风险定价，中国只有财政，没有金融。

　　李扬：金融创新关键要服务实体经济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金融发展应当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是服务实体经济，第二是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第三是支持绿色金融发展。今后，宏观经济要想稳定发展就取决于这三个领域的进展。

　　首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一个老话题。我想结合金融创新，Fintech最近的一些情况来说一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

　　金融是一个高科技产业，所有科技成果都会在金融行业率先广泛使用。比如说，抵押贷款证券化，这在当时也是高新科技应用于金融活动的著名例证。最早把一批信贷资产放在一起，分割出各具特色的现金流，依据它发新的证券，满足不同人的投资需求，这种想法早就有，由于科技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这个想法无法变成产品。20世纪50年代前后，随着新的计算技术的发展，它变成了现实。所以现在市场上可以看到，可投资于大量的证券化资产，因为必须能够迅速算出价值，然后给它定价，这就是高新科技服务实体经济的例证。

　　但是与它相关就有很多不服务实体经济的例子，比如说在MBS、ABS基础上产生了非常多的衍生品，衍生品本身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就已经疏远了。对这些衍生品进行炒作，就是我经常说的金融业自娱自乐，这种自娱自乐把整个经济，整个金融推到了危机的风头上，以至于全球不得不用一次非常大的，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的危机，来纠正这种不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

　　现在还有一些不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比如说比特币。最近中国政府明确说，在中国关闭比特币交易。比特币打着高新科技的旗号，觉得可以摆脱央行，摆脱黄金，给社会一个新的定价标准，新的支付手段，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事实上，产生的不是这个效果。比特币不是货币，货币所需要的几个条件它并不具备，比如，货币要求币值必须稳定，货币供应能够随着经济增长而稳定增长等，比特币并不具备这些特点，它不但危及了金融稳定，而且危及了宏观经济的稳定。

　　讲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和宏观稳定的关系的时候，第一条就是这个产品是不是有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从全球趋势来看，危机之后，金融业回归简单，回归标准，回归本心，找回了初心，线上线下统一。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主要的思想也是这样。以美国的情况来说，危机之后，很多金融泡沫都被挤出去了，股票、债券、信贷市场稳定发展，说明经济还是需要金融的，但是需要和实体经济密切关联的金融活动稳步发展。

　　其次，支持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的概念最初出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而普惠金融刚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只是被当作金融业主业做完后顺便去做的事情，没有把它当成金融业多重要的活动，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把普惠金融作为金融业必须做的事情之一，金融只有普惠了，才能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积极的作用。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写了《21世纪资本论》，令世界动容。该书的基本结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经济体系，三百年来，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短暂的20多年，其他的时候都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此它是所有社会动荡的根源。仔细观察，此言不虚。这样一种不公平进入20世纪最后十年以及21世纪以来，更集中地体现为做金融的人处于收入分配的顶端。本世纪以来，与此有关的事件都是针对金融业，像占领华尔街就是指向这批金融业的高收入者，这些问题需要解决，当然需要以普惠金融的方式去做。

　　获得公平的金融服务，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过去的金融体制事实上没有向他们提供服务，他们的存在就是提供无穷无尽的血液供大资本使用。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就会危及宏观稳定和整个国家的稳定。但是要做普惠金融也不容易，如果我们拘泥于传统的手段，是做不了的，所以也需要创新。

　　最近几年，一些使用新技术的金融活动，金融安排，大大降低了金融的进入门槛，方便了普通百姓接入金融系统的路径，使得普惠金融真正能够实现。现在有很多机构，基于互联网技术，在普惠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内的一些传统大型机构正在和新型金融机构相结合，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国的四大互联网巨头战略结合，这样就会使得普惠金融能够在中国做实。金融普惠做实了，宏观经济稳定了，社会也因此能够稳定。

　　第三，发展绿色金融。按照现在的架构，金融很难服务绿色。简单地说，做绿色投资，绿色经营，是不挣钱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我们想兼得，而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非此即彼。如果绿色得不到强调，随着经济增长，我们会获得一个越来越不适宜人居的环境，我们要这个经济干什么呢？社会的安定何在呢？这也需要我们金融创新。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探讨，使得我们在商业可持续基础上推进绿色金融有了充足条件，只有这个做到之后，宏观经济运行，社会运行才会稳定。

　　总之，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给中国的金融发展拨正了航向，有一些新的坐标，我们必须按照新坐标来对标，按照新坐标来改造金融行业，这样才会使得金融能够成为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因素，从而能够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