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厉以宁：两者没什么关系

　　日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观点被媒体以《许小年：中国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为名经网络传播，旋即成为热议话题。

　　“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什么？中国能避免吗？如何避免？

　　中国真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吗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出自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该报告提出：在20世纪后期的工业化浪潮中，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国家往往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便陷入到经济增长的停滞期。他们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在国内理论界，关于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大概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比较悲观，认为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中。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许小年。他认为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停留在1万美元左右的魔障中。

　　他的依据是，中国这几十年的增长方式一直是数量型增长，而不是效率型增长。通过资本积累来驱动的经济发展已经无法持续，必然导致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现在中国各领域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呢？是零，甚至是零以下。一旦资本收益等于零，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院长马晓河。他得出这个观点是基于2010年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出现的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从2010年一季度的12.2%，下降到去年三季度的6.7%、四季度的6.8%，今年一季度则是6.9%。二是我国同低收入国家相比，中低端产业成本优势在丧失，比较优势在下降。三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中高端比较优势仍然不足。“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

　　还有一种观点比较乐观，认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厉以宁对许小年认为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在他看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也没有普遍性，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厉以宁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第一个是发展的制度陷阱。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没有进行土地的重分，到现在变成制度性的问题。第二个是社会危机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没改，传统的统治方式也没改，内战就发生了，形成了长期的社会不和。第三个是技术陷阱。大部分出国留学的人毕业后不愿意回去，非洲、拉美那些落后地方的技术怎么能有突破？必须有技术上的创新才能走向成功。

　　“但是中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厉以宁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这种局面。

　　三种观点哪一个更接近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研究员张世贤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比较赞成厉以宁先生的观点。当前，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很强，当技术创新能够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应该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阶段。从目前中国人的创造力、创造精神，以及不甘寂寞、不甘屈服的国民精神，我对悲观论调持不屑的态度。”

　　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谈论中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弄清楚中国处在中等收入标准的什么位置。

　　2014年，世界银行以人均GDP为标准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分组：人均GDP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1045至412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4126至1273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我国人均GDP为53980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标准，我国人均GDP处于8000美元的中等偏上水平。

　　“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是现实，至于是不是陷阱归根结底还是看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发生了转变？未来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如果说我国体现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地提高，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张世贤说。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统计显示，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许多国家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

　　2012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中国2030》展望指出，在过去50年间，只有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地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也就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命中率事实上相当高。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我们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速的调整期，虽然已经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还没有远去，缩小贫富差距、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任务依然艰巨。”

　　既然很多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或者进入中等水平以后，都出现了经济停滞，中国该如何规避？

　　张世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当前，我国正处于 “三期叠加”(编者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这个阶段，“确实需要我们形成共识，狠下决心，马不停蹄向前走，要千方百计抓落实，真正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到位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潜在的生产力得以有效发挥，人均劳动生产率有很大提升，就能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中国2027年或步入高收入行列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需要方法论，亦需要时间表。

　　2014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李克强总理曾经预测了中国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的时间。2015年11月24日，李克强总理在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说，“未来5年，经济年均增速需要保持在6.5%以上，这意味着到2020年人均GDP将达到1.2万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又一个里程碑。”

　　国际市场研究机构对于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何时能跨入高收入国家也给予了关注和调研。

　　今年年初，摩根士丹利研究部门发布《我们为何看好中国》的报告，该报告看多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认为中国有能力回避金融冲击，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该报告保守预测，中国人均GDP将在未来10年内从8100美元增长到12900美元，于2027年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4省份已跨入高收入水平，还有5省份接近高收入水平

　　全国性数据向我们展示了国家整体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节拍，而区域性数据则会彰显出我国东、中、西局部的结构性特征。《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通过分析2016年我国各地的经济数据后发现，其实我国部分沿海省份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达到了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国家”水平。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根据公开数据统计发现，人均GDP超过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门槛的省份有：天津、北京、上海和江苏；接近高收入水平的有浙江、福建、内蒙古、广东、山东等5个省份；其余的22个省份均达到了中等偏上收入水平。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几年天津、北京、上海3个直辖市人均GDP位次的变化。

　　人均GDP上万美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按照世界银行2010年的衡量标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公认的从发展中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标线。

　　上海是我国第一个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大关的省份。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上海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13698.15亿元，人均GDP达到10529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

　　北京突破上述标准的时间比上海晚了一年。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GDP达到11865.9亿元，全市人均GDP达到68788元，折合10070美元，突破1万美元大关，成为第二个人均GDP过万美元省份。

　　天津比北京又晚了一年。2010年，天津人均GDP达到70402元，折合美元过万，成为第三个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的省份。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天津在时间节点上落后于上海和北京，但是天津人均GDP“后来居上”。先是在2014年迅速超越北京和上海，以106795.02元(折合17439.338美元)位居各省份之首，接着2016年依然表现出色，尽管比第二名的北京仅多1000美元，但依然继续稳坐第一把交椅，而且人均GDP达到了115613元的历史新高。

　　张世贤预测：“我国目前的创新活力很强，无论是高铁、互联网还是中国制造2025等诸多领域，其发展速度之快令全世界为之震撼。由于中国区域的辐射和传导效应比较强，东部一定会辐射到中、西部，继续带动其他地区进入高收入阶段，带动全社会人均GDP往高处走。因此，中国整体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已为时不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责编：赵泽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