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公共政策以鼓励创新、扶持创业为导向，本身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创业家不是扶持、培养、激励就能涌现的。某种程度上讲，乔布斯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乃至更早以前的爱迪生，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创新天才，不存在改善政策就能使之更快涌现或是涌现出更多的这样的叛逆型天才的可能。政策再好，培养不出下一个乔布斯。

　　培养乔布斯，并不可行，但复制贝尔实验室，就更具可行性。贝尔实验室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产出先进科技成果（包括理论成果、实用发现、新技术与新材料）数量最多、也最为密集的创新机构。从晶体管，到通信、通讯领域你能想象的几乎所有新技术、新材料及理论架构，包括蜂窝电话、通信卫星、太阳能电池、光纤、长途电视传输系统、高清电视、传真机、按键电话、激光器、数字调制解调器，C和C++语言、数据库及分组技术、网络管理与操作系统、UNIX操作系统等，都来自这家研究机构。在二战期间，正是因为贝尔实验室的加入，才使得原子弹之外的盟军其他多项前沿武器研究，快速赶超德国和日本，并最终起到了更快终结战事的积极作用。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创，到20世纪80年代因为反垄断的理由分拆，贝尔实验室一直是全球最为顶尖的创新研究机构，涌现出默文·凯利、比尔·肖克利、克劳德·什农、约翰·皮尔斯、比尔·贝克等一大批不同时代的天才科学家。这样一家创新研究机构，何以能够在长达60年的时间内始终长盛不衰，以精妙的眼光筛查出最具潜力的创新天才，还能为这些天才创造绝佳的创新环境？贝尔实验室为何能够一方面高效地转化利用各项革命性的创新科技，创造丰沛的商业成果；另一方面在商业与研发创新之间建立起隔离墙，确保天才科学家们不受侵扰，不需要去考虑人际关系、公司收益、股民利益等他们根本不屑搭理的问题？

　　在当下的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不可阻挡的踊跃浪潮，越是如此，越应当避免创新的短视化（满足于能够一时变现的杀手级应用的渐进式创新），越应当借鉴贝尔实验室的机制，创造出类似的创新环境，更好地驱动和支撑激进式创新。

　　《纽约时报杂志》撰稿人、《快公司》杂志编辑乔恩·格特纳所著的《贝尔实验室与美国革新大时代》一书，以史诗般的文体向读者呈现了贝尔实验室的光辉岁月。作者通过对大量档案材料和历史记载的梳理，根据贝尔实验室一大批顶级科学家在世期间留下的口述史资料，写成此书。

　　贝尔实验室创办初期，吸引了一批对星系、电话线路、电台、无线设备感兴趣的年轻人。这些人都亲手组装过无线设备，注重自然世界，善于借助现有资源用创新的方式而非因循守旧去面对困难，再予以解决。贝尔实验室的第一代创新核心默文·凯利，亲自招聘了后来大放光彩的肖克利、菲斯克、伍尔里奇、汤斯。贝尔实验室创立之初，也开启了学术交流传统，不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顶级学者或实验室专家，都会获邀为员工讲授最新的科学发展，建立了宽松友好的学术交流空间，而这成为了新思想的触发源头。

　　贝尔实验室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建立起高度开放和包容的环境，让各学科专家能够尽情施展才华，能够建立起彼此之间友好的协作关系。这在通信、通讯领域至关重要，化学家团队研究更便宜的新型保护材料，从塑料到橡胶，再到各类金属，防止电话电缆因雨水和冰冻侵扰而中断使用；另一些化学家团队则要努力改进保护层和电话线间的绝缘部分；电子学方面的工程师专注研究回声、信号延迟、失真、信息反馈等问题。为了管控和协调多学科研究进展、应用探索，贝尔实验室的数学家沃尔特·休哈特还发明了后来人们熟知的质量管理体系。

　　很多情况下，新发明是瞬间出现的，发明家往往会有令人吃惊的顿悟，但这个世界上，更多的发明是各种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逐渐变得更为清晰，再获得更多人、更多力量的助力，最终喷薄而出。考虑到当代科学、科技应用发展的多学科化、复杂化趋势，可以认为，贝尔实验室这样的宽松集体制，更可能成为催生伟大创新的体制环境。尽管20世纪70年代，小作坊式、个人英雄主义驱动下的创新浪潮，一度盖过了贝尔实验室及与之同类模式的创新机构的锋芒，但到了后来，所有的独行侠，包括最最不羁的乔布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以及谷歌的三巨头，都组建起了效仿贝尔实验室的院所创新体系。

　　贝尔实验室的天才科学家们亲手打开了人工智能的大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将非常彻底的重组社会。1951年，默文·凯利就预测，“未来的网络会在许多方面与人类大脑和人类神经系统的生物变得更为相似，这是其黑暗的一面”。这个实验室的很多元老而今还任职于谷歌、微软等科技公司，或者是曾作为老师、导师的角色引领新时代的弄潮儿涉足创新。我们应当铭记贝尔实验室，记住这所实验室天才科学家们的功勋，也需要把他们的担忧和警示放在心头。

　　书名：《贝尔实验室与美国革新大时代》

　　作者：（美）乔恩·格特纳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