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出版机构将《不平等经济学》称为《21世纪资本论》的前传，这肯定是不合适的。顾名思义，前传是主体作品的衍生作品，但《不平等经济学》明明出版更早，尽管主题跟《21世纪资本论》一致，部分结论具有一贯性，但前者并非后者的总论，后者也不是前者的扩充版本。

　　《21世纪资本论》出版后在欧美世界引发巨大反响，其内容可以认为具有革命性意义。例如直言不讳地提出征收全球资本税；又如明确警告指出，全球新经济增长是“经济和科技理性的体现”，但很可能侵蚀民主理性，还提出要警惕世袭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固化、政府公共债务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食利者阶层等震撼观点。相比之下，《不平等经济学》不仅篇幅更短，而且内容上与欧美经济学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学者的类似主题作品没有太大出入，主要是对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化、再分配等社会热点问题的简要论证。

　　一句话，如果因为《21世纪资本论》篇幅较长，阅读难度很高，就希望通过同一作者的《不平等经济学》，短平快地了解不平等问题，了解托马斯·皮凯蒂这样一个明星经济学家，这样的愿望是一定会落空的，也只能形成浅尝辄止般理解。

　　当然，《不平等经济学》也是一本不错的读物，可以让对不平等问题及相关公共政策缺乏了解的读者，更为严谨客观地看待和辨析一些流行说法。

　　全书主要谈论了两大命题：一是不平等及其类别和演化，二是再分配政策。托马斯·皮凯蒂在写作这本书时已经意识到，工资不平等的幅度尽管越来越大，但仍远逊于资本收益对收入差距拉大的影响——他在《21世纪资本论》书中就此进行了更为缜密全面的论证。

　　谈及不平等的历史演变，工业资本主义造就的不平等（包括工资不平等和资本收益不平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达了顶峰。出于对强盗资本家的反感和恐惧，美国出台了金融监管法案，施行累进税制，供给公共福利。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不平等收缩到近代以来最低的水平，穷人子弟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欧美国家不平等程度又重新加大，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发生反转。《不平等经济学》一书就此指出，这背后的动力在于，资本收益水平拉大，而就业方式趋于灵活化，也造成了工资收入不平等的重新反弹。

　　劳资不平等加大，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加速实现创新。某种意义上讲，投资和资本积累的确将提高未来经济生产的能力，会让穷人在内的多数人受益。尽管如此，对资本征税的减少，并使得税收主要依赖于对劳动进行征税，本身将促使企业使用更多的资本和更少的劳动，更为热衷“机器换人”，造成较高的社会失业率。而因此形成的失业者，还将因为较低的税收水平、社会福利水平，难以找到收入可以同时满足生活需要和竞争发展（职业技能等）需要的工作，社会底层有趋于固化的危险。

　　资本收益和积累基本不参与到社保缴费等公共福利的筹资范畴以内，这被托马斯·皮凯蒂解释为社保体系面临困境的根本问题。丹麦等北欧国家的社保体系不存在社保缴费，而是由所得税提供资金支持，因而要比欧洲很多国家和美国的社保体系更为健康，不平等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更少。

　　讨论工资不平等不可避免涉及的一个命题是——人力资本本就不均等。问题是，为什么人力资本的不均等程度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会与日俱增，而工资不平等程度也在同步提升？这很大程度应归于信息产业的崛起，而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一般的新兴市场国家，公共教育体系显然不能为多数人口带来适应信息产业的技能，而这又归于公共教育投入不足（持续的减税政策，使得政府无法实现对教育产业的持续增额投入）。托马斯·皮凯蒂在书中驳斥了所谓的人力资本有效投资理论（该理论否认国家调节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意义）。

　　人们常说的再分配，主要指的是税收再分配，这涉及到两个过程：一是征税过程，包括所得税、增值税、社会保险缴费等的征收；二是转移投入，包括投入到家庭补贴、事业补贴、最低融入社会救济金、退休金，以及公共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托马斯·皮凯蒂认为，较高的税率抑制高收入者，还会降低税收总量的说法是不确切的。高收入者不会因为税率的变化受到太大影响，反倒是低收入者表现出对税负增加的更多排斥，但这种排斥是因为税负增加没有带来更多的就业等公共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