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服务贸易加速发展，2015年进出口总额达7130亿美元，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服务贸易大国。同时，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额快速攀升，成为全球最大服务贸易逆差国，2014年，金额是全球逆差排名第二的德国的3倍。

　　服务贸易逆差进入新阶段

　　危机后，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进入新阶段，呈现井喷式增长，从2008年的116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1599亿美元，年均（下同）增幅54.9%。受旅游服务统计口径调整影响，2015年逆差降为1366亿美元。

　　服务贸易逆差行业集中。旅游服务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旅游服务是我国传统的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直保持顺差状态，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受旅游进口高速增长的带动，2009年从顺差转为逆差，进入逆差高速增长通道。2009年~2014年，旅游逆差从40.3亿美元增为1078亿美元，增幅93.0%，占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比重从13.6%升为67.4%。从2012年起，旅游服务超越运输服务成为我国最大服务贸易逆差领域。

　　运输服务是服务贸易逆差重要来源。一直以来运输服务是我国服务贸易最大逆差来源，尽管2012年退居第二，但其贸易逆差额一直保持稳定增长，1997年~2014年，从69.9亿美元升至579.0亿美元，增幅13.2%。2014年运输服务逆差额占服务贸易逆差总额比重为36.2%，远低于1997年的78%。

　　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服务行业逆差明显。我国金融及知识产权等高附加值领域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且金额稳步增长。1997年~2014年，保险服务贸易逆差额从8.7亿美元增至179.4亿美元，增长19.4%；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逆差额从4.9亿美元增至219.7亿美元，增幅25.1%。2014年保险服务及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逆差额分别占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11.2%和13.7%。

　　海外购物是短期内推动逆差扩张的主要因素。2009年~2014年，我国旅游进口增速30.4%，高于同期旅游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而境外消费成为旅游进口的核心。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2014年，我国因私出境人员快速增长，从4013.12万人次增为11002.91万人次，增幅18.3%；出境旅游花费从409.9亿美元升至1648亿美元，增幅26.1%。2008年起，中国游客购物退税消费连续七年居全球首位。《全球旅游购物报告2015》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出境旅游目的中，53.6%以购物为主，平均用于购物费用占人均境外消费55.8%。中高端消费群体占出境游比例近半，单次出境旅游花费1.5万元以上的超40%。2014年全球47%的奢侈品被中国人买走，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海外渠道。

　　产业发展的滞后决定了逆差的长期性。

　　产业是对外贸易的基础和条件。我国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滞后，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决定了服务贸易逆差将长时期存在。

　　2014年世界前十强服务贸易国家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分别是：美国0.204，中国-0.264，德国-0.101，英国0.271，法国0.037，日本-0.092，荷兰-0.028，爱尔兰-0.033，新加坡0.011，相比其他国家，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明显偏弱，最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服务经济发展明显滞后，服务产业基础薄弱。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一半，为50.5%，而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比重早已超过70%。

　　从世界前五强国家服务贸易结构看，尽管运输服务和旅游等传统服务业占据重要位置，但新兴和高附加值服务出口方面的优势是核心竞争力所在。纵观我国，除了在旅游和运输服务等传统领域保持较高服务贸易逆差外，更为突出的是，我国高技术和高知识密集服务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非常低，导致在知识产权、金融、保险等领域逆差显著。

　　中长期应从供给侧着手

　　短期内，应引导境外消费转向国内，削减旅游服务贸易逆差。一方面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和调整消费税制。我国居民出国购物消费的主要品种有：箱包和服饰（占比37%）、化妆品（占比18%）、电子产品（占比11%），境外消费高企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外价格差别大。以进口化妆品为例，进口到国内增加10%的进口关税税率、17%的增值税、30%的消费税，不包括批发零售运输等流通环节，相比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成本价至少高出57%。从现有服务贸易大国的平均最惠国关税水平看，美国为3.5%，欧盟国家为5%，日本为4.5%，而我国还保持了9.6%的高关税水平。同时，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们消费水平极大提高，原先被认为是奢侈品或高端消费品的世界知名品牌的箱包、化妆品、护肤品以及烟酒等都逐渐成为普通民众必需品。因此，一方面，我国需大幅降低主要境外购物商品的进口关税水平，逐步实行零关税；另一方面，需要调整消费税制，对征收消费税的产品进行动态管理，将征收消费税尤其是高额消费税的化妆品、烟酒等产品设定征收单价金额，对属于奢侈品的产品征收消费税，对已属于必需品的产品免征消费税。单价金额设定可根据消费水平来定，一般应高于中产阶级能承受的金额，并且单价金额应定时动态调整。同时，对于征收大类中已基本成为必需品的产品免征消费税，包括护肤品、电子产品等。

　　另一方面，完善免税店。在消费能力高以及出境购物集中区域如北上广等大中城市增设免税店，包括入境免税店；依据国内出境购物主要品种不断扩大或调整免税店的产品种类，放宽免税店金额限制。

　　中长期，应从供给侧着手，提升服务国际竞争力，促进服务贸易由逆差向顺差转变。政府高度重视，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从强国发展经验看，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离不开政府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高度重视。美国早在1995年就提出“服务先行策略”，将促进服务出口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2012年，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我国的第一大产业，这标志着我国经济步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新常态下，我国政府需进一步提高对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重视程度，将其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形成统一战略部署，汇集主要资源支持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

　　确立重点行业，夯实产业基础。我国服务贸易从逆差转为顺差，产业的强大是基础。但是服务行业种类繁多庞杂，在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整体战略中，我国首先应确定重点服务行业，给予重点支持。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重要依托，同时新常态下，要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制造业亟须转型升级，生产性服务业是重要支撑。此外，世界强国经验表明，一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强弱主要是通过高技术、高附加值行业来体现。因此，我国重点服务行业选择应包括：能够优化生产和制造环节的服务业，如研发、设计、维修、金融、运输、电信等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行业，如知识产权相关服务业。其次，需不断夯实产业基础。加大服务业市场化改革，实现对内对外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强公共服务建设，包括物流和网络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以及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政府管理，建立健全服务法律法规，完善行业中介组织等。

　　完善政策支持，促进服务出口。我国扩大服务出口还需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和完善政策体系，建立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法律、统计体系以及促进措施等。针对不同类型服务出口，政策着力点有所不同。如旅游、娱乐、教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其重点在于加大供给侧改革，根据国际消费需求，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生产性服务业出口，除了自身能力提升外，更应关注境外市场准入壁垒，利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和我国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建设的机遇，为我国服务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