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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茶馆，许多中国人或许都会产生很多回忆。有一种人，对茶馆情愫更为特别。譬如汪曾祺、鹿桥这些西南联大的学生，在他们的记忆里，“泡茶馆”是他们在抗战时期远赴昆明求学的岁月里，获得的一种格外珍贵却难忘的体验。

　　由此看来，茶馆对曾经的中国人确实是一个“非凡”的场所。与今天它的替代者们，比如咖啡馆、新式茶室、酒吧等来说，曾经的茶馆可能承载着中国人更多的日常需求。只是，今天的我们似乎很难再清晰地描摹出，曾经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茶馆，更不用提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吸引茶客每天孜孜不倦地跑去。

　　出生于成都、后又拜师于著名汉学家罗威廉的学者王笛，对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成都茶馆，曾进行过深入的梳理和研究。在这一基础上，他用文字为读者还原了那个时代成都城里茶馆的模样，以及它们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就是《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里的核心内容。

　　成都茶馆的发展较其他中国城市繁盛，甚至成为当地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色。正如民谚说，“一城居民半茶客”或“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有数据显示，当年仅五十万上下人口的成都城里，就有差不多600家茶馆。可以想见当年的茶馆在成都人的生活中曾经占据了怎样的地位。

　　即使在今天，成都的茶馆对于外地游客，也仍是一道特别的“风景”，人民公园鹤鸣茶馆的“采耳”服务，更是被写入了大众自由行的攻略，被看成是成都行的必选项之一。所以，成都的茶馆早已不止是社会学家的考察对象，也成为文学家笔下热衷描写的景色。在李劼人、舒新城等知名作家的作品里，成都茶馆都曾作为重要的场景而出现。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年轻时访问中国，都特地跑到春熙路的茶馆里亲自体验了一把。

　　也因此，王笛对成都茶馆的考察和研究，或许更能凸显茶馆在传统中国生活中曾经彰显过的价值和作用。而这对于我们去理解中国城市里曾风行过的“茶馆景观”，也就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茶馆最重要的功能，当然就是休闲和娱乐功能。这种休闲娱乐，不仅是为客人提供放松休息的场所，更重要的是，茶馆往往成为人们的信息中心。王笛写道，“在茶馆，人们谈论各种问题，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外交，其内容涉及社会状况、习惯及文化……”。从作者的描述来看，当年的茶馆类似于网络时代的论坛等社交网站。在那个年代，对于普通人来说，获取资讯和信息最主要的渠道就是茶馆。

　　除此以外，那个年代，茶馆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还起着其它重要作用。它是“市场和交易场所”，买卖土地或其他商品等许多生意，就在茶馆里正式交易；它也是“劳动力市场”，许多劳工在那里待雇；它有时还是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集会地点，许多茶馆本身就是行业协会乃至于社会组织开设的，譬如绸商有绸商茶馆、纱商有纱商茶馆，而清代以来著名的半黑社会性质的袍哥组织也大多有自己的茶馆；它有的时候还会成为民间仲裁的“法院”，为人们解决纠纷，这在成都被称为“吃讲茶”，民国政府官方权威出现弱化时，“吃讲茶”事实上是成都人十分重要的仲裁途径。

　　当然，除去上面这些功能，成都茶馆在成都人的生活中还发生着其他的重要影响。因此，茶馆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正是因为有了茶馆这样的公共空间，传统中国人的个体日常生活，在城市里通过一种新的组织方式被联系起来，以至于那个时代的普通都市人都很难摆脱茶馆的影响。

　　茶馆的这些功能自然也被当时的掌权者所发觉。于是如何利用茶馆，去控制和影响社会基层人民的行为举止，也就成为当时“公权力”实施所面临的重要课题。王笛的研究告诉我们，有的时候，茶馆和掌权者会站在一起，来帮助引导社会舆论和公众思维，例如抗战时期，许多茶馆都会配合政府上演“爱国戏”；而有的时候，因为“公权力”的控制欲和扩张欲，也会令茶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老舍话剧里那条著名的“勿谈国事”标语，不正是这种紧张状态最生动的例子吗？

　　从历史学角度来讲，王笛的研究属于微观史学领域，然而他将成都茶馆的研究放到了民国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也就使其有了更为宏大的叙事旨趣。当然，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因素，王笛对于成都茶馆公共空间的研究，停留在了民国时代这个有限的时间段之中，而诸如茶馆在今天中国城市里的命运，以及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与网络时代的其它公共空间间的比较，这类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更有现实价值的课题在书中则暂付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王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