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降成本”，需要多方厘清责任，“单兵突进”或“多兵种配合”进行治理。如社会保险，落在企业责任上，企业要发展、职工要保障，两者必须协调发展。

　　企业可盈利，有活力，经济才能有持久的发展动力。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2012年以来一直维持在85元左右的高位，2015年1~11月为85.97元，同期企业利润率仅为5.57%。现实中，很多企业反映成本高，日子难过。(见4日《人民日报》)

　　企业生存难，尤以中小企业为甚。从上世纪90年代迄今，国家层面为企业减负增效的行动进行了若干轮。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降成本”列为今年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一，足见高成本仍是当下企业生存的最大变数。国家发改委于去年年底出台通知，从今年1月1日起，降低一般工商业销售电价全国平均每千瓦时约3分钱。按照2014年全国工业用电量3.99万亿度计算，此举可为全国工业企业节约成本约1200亿元，打响为企业“降成本”第一炮。

　　企业高成本的构成如何、哪些是企业应负责任、哪些市场自身可以解决、哪些需要外部介入、谁最该为企业减负埋单等等，需要列一份清单，找准“病灶”。制度性交易成本、各项税费、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物流成本等等构成企业高成本的谱系，其中以“五险一金”、财务成本、物流成本最为显著。当前普遍困扰企业的最大因素是“五险一金”缴费，几乎占到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一半，让不少企业左右为难，不缴违法，足额缴交又不堪重负。再如物流成本，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有数据显示，企业物流成本占销售额的比例，我国为20%~40%，发达国家在9.5%~10%。

　　梳理企业高成本构成，有些属于企业责任，如社会保险费;有些属于市场选择，如财务成本;有些与政府有关，如制度性交易成本;有些则落在交集上，或企业之间，或企业与政府之间，如财务成本、物流成本等。企业“降成本”，需要多方厘清责任，“单兵突进”或“多兵种配合”进行治理。如社会保险，落在企业责任上，企业要发展、职工要保障，两者必须协调发展，为职工购买社会保险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一个普适性原则。落在公共责任上，可在公共财力许可前提下，适当降低企业“五险一金”缴纳比例，替企业分忧。我省自2015年10月1日起，进一步降低工伤保险费率，一年可以减轻全省参保单位缴费约21亿元，惠及企业等180多万家单位、3100多万名职工。

　　在企业“降成本”中，公共管理责任最大，制度性成本、各种税费、物流成本等莫不与之相关。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指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谈判、履约和办事的成本，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它一直是企业的隐性高成本。这种情况近来有所改变，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如“先照后证”制度，有助于降低企业办事成本。屡治不愈、面向企业征收的不合理税费，一直是企业难以承受之重，存在清理与规范空间。物流成本，则直指路桥收费政策，它是物流高成本的重要构成。

　　为企业“降成本”，关键在于落实，雷声大雨点也要大;既防“毛毛雨”，也别“雷阵雨”，要注重政策长效性。治标之外，治本之策还在于:一是建立负面清单，将与企业高成本有关的项目纳入清单中，尤其是各种行政收费;二是完善责任追究，对向企业乱收费、乱伸手的部门、人员进行问责;三是法治化建设，坐实“税收法定”原则，将企业应缴费用法定，以压缩行政性收费空间。至于市场组织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交回给市场好了。（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