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在创新问题上，最大的突破是提出全面创新的观点，指出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并且将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居于更加重要的位置。

　　十八届五中全会于昨日闭幕，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从五中全会公报来看，其核心目标是在下一个五年的发展周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第一个目标。而这一切建成的关键靠什么？

　　下一个五年，中国不可能继续走过去靠简单的投资和模仿是实现经济扩张的老路，因为这条路的一系列“约束条件”已经到了天花板。当下的中国经济，传统的增长动力趋弱，包括制造业、人口红利、投资、房地产、出口、消费在内的六驾马车都已经筋疲力尽，难以为继，在缺乏创新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面临下滑的风险。模仿追赶式的增长走到终点，要么创新实现飞跃，要么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何谓创新，如何创新？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存在的最重大的误区就是讲创新等同于“技术创新”。五中全会在创新问题上，最大的突破是提出全面创新的观点，指出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并且将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居于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认识层面的进步。

　　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突破“马尔萨斯陷阱”，根源在于创新，而工业革命的爆发，从现在来看，不仅仅是因为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当时形成了推动创新的一系列制度。

　　道格拉斯·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将西方的崛起归结于制度。认为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按照这个逻辑，英国之所以爆发工业革命，就有了制度的必然性。早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英国无论在现代财政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还是金融制度层面都已经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扫除种种的障碍。

　　诺斯的解读，也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的印证，在希克斯看来，英国工业革命本质上不是技术革命，而是金融革命。因为工业革命时期那些技术其实早已经出现，而只是在有了股份公司、现代证券制度和专利保护制度之后，技术才成了最重要的生产力。

　　五中全会提出“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等，并且提出在现代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层面进行完善。这种将创新回归至“制度”，重视创新体系建设的做法，无疑是对创新的本质有了更高层面的认识，这等于在构建一种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制度支撑体系，营造一种环境。

　　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最大障碍绝非技术层面。就中国在技术层面的创新能力而言，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尽管在一些原创性和关键性的技术领域，中国和一些先进国家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但中国成为创新国家的真正软肋仍然在环境、体制和机制。比如，在体制机制上，鼓励创新的环境仍然存在很大不足；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还比较薄弱；在文化上还缺乏对创新者的包容；在教育上，目前的教育体系仍有待改进；在金融制度上，金融还难以为创新提供更强大的支持。

　　在未来五年，只要我们全面创新，鼓励和支持全面创新，中等收入陷阱就不是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不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