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贱伤农 困局待解 信息公开和政策引导亟待加强

　　本报记者 梁文艳报道

　　“播种时，盼望着能有个好收成，可是秋收后，往往怕粮食价格上不去，卖不上好价钱，一年白忙活。”山东日照某农民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

　　今年的秋收已接近尾声，然而一些农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今年的玉米收购价格比去年的要低，秋收后的兴奋已荡然无存。

　　近期，有媒体刊发文章称，由于玉米价格低，严重挫伤了粮农种粮积极性，甚至有土地流转种粮大户开始毁约弃租。

　　据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前，国家发改委、粮食局、财政部、农发行联合发文，公布本年度玉米收储价格。其中挂牌收购价1元/市斤，比去年平均价1.12元/市斤下降10.7%。

　　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玉米价格主要受供求关系影响。”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江苏省小麦产业链省级分析师张宗毅博士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玉米价格低，主要是供给大幅度增加。除了丰产丰收导致的供给增加以外，还有进口玉米和替代品数量大增。

　　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我国新季玉米产量有望达到2.32亿吨，再创历史新高。除了玉米产量增加外，据公开资料显示， 今年1～8月份，我国共进口玉米456.2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162%。

　　另外，根据国家粮油中心估计，2015年我国进口饲料大麦、高粱、玉米酒糟粕以及木薯干等可作为饲料及加工酒精等相关产品替代国产玉米的数量预计将达到2500-2800万吨，同比增加近1000万吨，进口替代品对国内玉米市场消费的影响巨大。

　　与此同时，国内还有高额的库存压力。2012年以来，我国已累计收购临储玉米约1.84亿吨，而累计竞价销售成交临储玉米仅3073万吨。

　　张宗毅表示，库存加上进口及进口替代品，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全国一年的玉米消费量。供给如此高，而需求没有同比大幅度增加，再加上国家粮库仓容和资金受限，收储能力大大减弱，玉米价格下跌是必然的。

　　华商书院产业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曾海伟对于玉米供求关系有着自己的看法。曾海伟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玉米价格低，一是美国、加拿大等传统玉米出口大国的低价格冲击;二是中国去年生猪养殖业受猪肉价格低的影响，大量养殖户破产、转行或降低规模，对玉米饲料需求大减;同时，新能源利好以及国家补贴政策等又促成了玉米种植面积扩大，最终导致供需失衡。

　　其实，不论是具体的玉米产量增加，进口、高库存还是某种行业对于玉米需求数量的减少，都表明了我国今年的玉米供求关系发生了的变化，当供过于求时，按照价值规律来看，价格下跌也在情理中。

　　临时收储现悖论 政策有待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国高层也对粮食实施了补贴政策。有业内观察者认为，政策托高玉米价格，最终造成企业原料成本的提高，而原料成本的提高又导致企业产品没有竞争力，生产有了亏损，进而国家就进行补贴。

　　然而，也形成了一个怪圈: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玉米价格脱离市场，而玉米深加工企业也必须依赖政策补贴才能生存，进而造成了恶性循环。

　　张宗毅认为，目前国内玉米生产与消费基本供需平衡，没必要维持如此高的库存量。更没必要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为理由，实施临时收储政策对玉米进行托市收购，这样的话可能让农民形成错误的预期，不断扩大玉米和其它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进而造成更高的库存，对市场造成的扭曲。而假如突然取消该政策，则又会对市场造成较大的冲击，影响到整个产业链安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事实上，关于粮食补贴，并非我国独有。据了解，日本和美国，以及近邻韩国都对农业实行补贴。

　　曾海伟告诉记者，日本实行的政策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因为日本的农业补贴包括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补贴、农业现代化补贴、农业贷款补贴以及 农产品 价格补贴。价格补贴是最重要的补贴形式。日本差不多对所有上市的农产品都给予形式不同的价格补贴。

　　“如对大米实行国家直接控制的‘双重米价制’，猪肉、蚕茧等的价格稳定制;甘薯的保证最低价格制，牛奶、大豆等的差价补贴制;蔬菜、鸡蛋的价格安定基金制。大米是日本的主食，因此大米是日本价格支持政策的核心，对大米的补贴占整个价格补贴的70%以上。即国家向农户支付的‘生产者米价’明显高于其向消费者出售的‘消费者米价’，购销倒挂部分由农林水产预算补偿。”曾海伟介绍。

　　通过上述业内人士对日本关于粮食补贴的介绍来看，我国在对补贴机制方面线条略显粗糙改革。

　　可喜的是，似乎高层也以认识到当前我国粮食收储政策所面临的问题，针对目前国内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决定在“十三五”期间有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政府确定将用“分品种施策，渐进式推进”的方式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对不同品种实行差别化支持政策。

　　其中，对于稻谷、小麦而言，改进并继续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对于棉花、大豆而言，按照价补分离的方针，继续实施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引导生产，调节供求，并完善补贴发放办法;而针对目前结余量巨大的玉米，将改革完善其收储政策，也要启动价格市场化改革。

　　究竟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谷贱伤农”，是把收储政策和市场化结合在一起，还是主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加强信息公开和政策合理引导

　　张宗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谷贱伤农”，必须加强信息公开和政策合理引导，最好不要将补贴与生产具体品种直接挂钩，取消临时收储制度，实施补贴与土地挂钩的政策，只要从事农业生产了，就按照种植面积或耕地面积进行补贴，而不管农民具体种什么，农民种植结构由市场调节。这样才能发挥市场机制。

　　张宗毅进一步表示，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来提高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是基于农户种粮积极性低于种植经济作物积极性的错误假设，以及基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过分担忧。我们始终认为，种植经济作物的效益远比粮食作物要高，农户不愿意种植粮食作物。

　　实际上，近年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导致劳动力成本非常高，随着机械化的广泛使用，农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再加上经济作物的机械化水平相对较低，而粮食作物机械化水平很高，因此，一些规模经营主体只能选择种植粮食作物。

　　张宗毅告诉记者，道理很简单，家里两三个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可以种植几百上千亩粮食，但甚至无法种植数十亩蔬菜。反而是那些种植规模较小的农户，种植蔬菜的比例非常高。所以种粮食，其实无需依赖补贴方式来引导。

　　曾海伟认为，从根源上解决果贱伤农，必须解决四大问题:其一，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要实现规模化;其二，农产品加工产业链要上去，提高农产品加工产业的规模与现代化水准;其三，国家对农产品加工科技和加工设备要出台政策保护和扶持;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应该积极学习荷兰和日本的经验，建立全国农产品采购系统和分销系统，提高信息化指导和市场化运营的效率。

　　曾海伟介绍，农业只能由国家补贴，这和美国、日本、韩国甚至以色列的国策是一致的。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农业都是食品安全和制造业的基础环节。

　　曾海伟把我国和美国进行了对比，他介绍，美国农业部门口的标语就是:“农业:加工、制造业的基础。”可见，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农业都是不容忽视的。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高达13.7亿的人口大国来说，粮食安全更是刻不容缓;同时，粮食价格更是关系到民生品质，而农业的品质和加工链条，也能够对GDP产生2.8倍以上的增加值效应。

　　目前，我国有5亿多农村人口、1亿多农业劳动力，农业对于我国经济、就业、社会安定、消费物价和食品安全关系重大。

　　曾海伟表示，但中国农业跟美国比起来，存在农业人口太多(美国不足2.8%，日本不足1%，中国高达26%-38%之间，远期规划到2024年降到7.8%)、人均耕地面积过少(美国农场平均面积3000多亩，日本平均100亩上下，众人平均不到10亩)的矛盾， 决定了农民收入处于年收入几千元的水准，辛苦劳作一年不及打工一个月。

　　安全和效益之间的矛盾

　　曾海伟表示，目前有四大问题是阻碍我国粮食产业发展的四条绊马索。我国粮食种植方面，资源方面面临国家的土地财政、城市扩容、工业建厂和工业污染等带来的土地减少和土地资源恶化的难题。

　　“科技水准和机械化水准，尤其是小型机械化水准方面与美国、日本、以色列存在巨大差距，进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与上述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在粮食安全与农业财富效益方面又存在根本矛盾。”曾海伟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国三大粮食作物生产成本中，劳动力成本占42%左右，跟美国不足5%完全不能比较。

　　曾海伟强调，纯粹依靠市场，必然导致更大的混论。“西方自由市场已经证明是当前世界问题的主要根源。解决中国的问题，老祖宗早就给出了比凯恩斯还要先进的系统解决方案，比如汉代桑弘羊的平准制度等，实质就是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叠加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手抓，效果更好。当然，我认为国家对农业提供适度的保护是必须的，13.7亿人口的米篮子和菜篮子、肉篮子，我们抓不好，就是全世界的大包袱。”曾海伟对记者说。

　　张宗毅最后表示，目前，我国玉米供需基本平衡，无需过度担忧，要使我国粮食种植健康发展，应逐步取消最低保护价，但对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而不是土地承包权拥有者给予跟经营土地面积挂钩的补贴，让市场决定种植结构和各个品种的种植面积。政府根据需要用市场价以订单形式向生产者采购等额的粮食，而不是承诺托市收购，以此来维持科学合理的库存数量。这样才能既保护了农业生产者，又不会扭曲市场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