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发布公告，在前期将地方债和信贷资产纳入合格抵押品范围的基础上，决定在上海、天津、辽宁、江苏等9省（市）推广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试点。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国版量化宽松来了，但这恐怕是一种误读。事实上，无论从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还是从优化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来看，都需要中央银行建立和完善抵押品制度框架。

　　央行进一步完善抵押品制度是中国金融内外部环境变化使然

　　一直以来，我国央行主要是以外汇为抵押向商业银行提供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但这种抵押存在极大的局限，特别是随着美国QE政策退出引发全球货币金融周期的新拐点到来，人民币资产扩张的内外环境正发生趋势性改变，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外部“结构性偏紧”常态化的货币新环境和外汇占款趋势性下降的“新常态”，亟待新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来弥补资金水位的缺口。而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作为以存量信贷资产为抵押品来补充基础货币的方式，可能成为央行货币形成机制变化的一种新的重要渠道，央行抵押品试点扩容并非中国版量化宽松。

　　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看，近些年央行不断丰富货币工具箱的工具，央行于2013年年初创设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常设借贷便利（SLF），并首次将高信用评级债券类资产、优质信贷资产纳入合格抵押品范围。不过，总体来看，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仍然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合格抵押品范围的有效扩展，也限制了抵押品政策在货币政策调控中发挥有效作用，仍然难以适应内外形势的最新变化。

　　抵押品制度是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职能的一种重要体现

　　事实上，央行抵押品贷款制度在国际上并不少见，也不是特例。抵押品制度是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职能的一种重要体现。如果是无抵押品保证下的货币政策操作，就需要对交易对手的信誉进行持续的评估和监控，因此会导致非常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定价成本。但是有了抵押品就完全不一样了，央行一方面可以通过抵押品贷款来实现流动性的注入，并通过抵押品创造金融流动性的机制扩大流动性有效注入的规模，缓解市场资金紧张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建立一种金融市场的风险评估和定价机制。

　　从世界主要国家央行的经验看，中央银行抵押品制度和政策在支持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实施、提高政策操作效率等方面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推出的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DCF）、短期证券借贷工具（TSLF）、商业票据信贷便利（CPFF）等流动性支持工具，均需要交易对方提供合格的抵押品。《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法》规定，欧洲央行信用类货币政策工具都须基于合格抵押品进行操作。

　　特别是近些年来，受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央行合格抵押品的作用在不断增强，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均建立了较为系统和成熟的央行抵押品框架。与2007年危机之前相比，绝大多数央行的合格抵押品范围更为宽泛，抵押品种类更加丰富，除了公共部门债、金融机构债、企业债等传统合格抵押品外，非债券类资产甚至跨境资产也被一些央行纳入了合格抵押品范围。从发达国家央行抵押品政策的效果来看，抵押品范围的扩大有助于支持市场和资金的流动性，但同时也伴随着中央银行抵押品资产质量的降低和资产负债表风险的升高。因此，各国央行在扩大抵押品范围方面还是比较审慎的。

　　目前，在全球主要的12家中央银行中，澳大利亚、印度、墨西哥、新加坡、英国等5家中央银行采用专项指定抵押品政策，这些中央银行在政策文件中公布了具体政策工具对应的合格抵押品，操作较为简便；欧央行、日本、瑞典等3家中央银行采用归集成池的抵押品政策；美联储等其他中央银行采用混合抵押品政策，明确规定公开市场操作的合格抵押品是国债、政府机构担保债券等，对于其他政策工具（主要为贴现窗口）则对应更大范围的抵押品池，美联储并不对其施加过多限制。

　　防范金融风险是央行抵押品制度建立的前提和重要基础

　　中央银行抵押品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一是信用风险，中央银行抵押品的信用风险主要是交易对手违约或抵押品可接受范围变化对信贷质量造成的风险；二是市场风险，中央银行抵押品的市场风险主要指受到外部因素影响；三是流动性风险，中央银行抵押品流动性风险主要是指抵押品的流动性对中央银行资产以及清算体系造成的风险。

　　特别是针对信用风险而言，国际上多数中央银行倾向于接受高质量资产作为抵押品。通过对抵押品资产进行内外部信用评级，中央银行可以选择信用等级高的资产作为合格抵押品，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可能面临的信用风险。例如，加拿大、墨西哥、印度、日本、韩国中央银行接受的抵押品资产主要是公共部门发行的证券。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周期的大背景下，全面完善央行抵押品制度以及创新政策框架刻不容缓。下一步，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中央银行要积极健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完善支付清算系统、提供中央对手方清算（CCP）安排、培育更多合格交易对手，以降低抵押品交易成本、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这是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制度成熟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