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是公民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必的然要求，也是建设“阳光政府”的前提和关键环节。《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在政府采购法的基础上，细化了公开透明原则，完善了公开机制，丰富了公开内容，为我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制度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公开条例》），《实施条例》的出台之于我国信息公开法治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弥补了《公开条例》在信息公开方面的不足

　　关于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公开内容仅限于“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在公布的范围上，不包括分散采购部分，从各地公布的基本情况以及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来看，很少涉及与集中采购项目相关的具体信息，这既不便于公众了解政府采购基本情况，也不能满足社会监督的需要。《实施条例》在公开事项上不吝笔墨，要求所有政府采购项目信息（不但包括集中采购项目，还包括分散采购项目）都应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采购项目预算金额达到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标准的，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应当在国务院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并且以“采购项目流程”为主线具体细化了政府采购法采购公开透明原则，丰富并完善了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内容，以便于社会公众监督，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虽然二者同为行政法规，但《实施条例》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公开条例》关于采购信息公开制度的承接，使采购信息展现的更加立体和全面，必将有利于弥补《公开条例》在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方面的不足。

　　以采购信息公开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将权力关进笼子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诸多控权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法治政府重要特征的有限政府、廉洁政府、诚信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实现亦与此息息相关。

　　目前管控权力的途径通常有三条，即政治（人事任命）、预算（财物）和法律（实体和程序）。伴随着预算法制化的浪潮，这三条途径逐渐合并为两条。然而，无论形势怎么多变，对公权力机关财权的控制永远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重点。

　　鉴于政府采购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硬化预算约束等方面的作用，政府采购规范化自然是控制财权的重要切入点。然而，规范财权不但需要源头上的预算控制，同时也需要对采购人如何使用财政资金的行为进行规范，从异体监督（人大预算监督）逐步深入到采购流程内部，通过信息公开进而使采购行为接受“阳光”的曝晒，《实施条例》通过不断丰富完善采购流程中的信息公开将流程控制落到了实处，凭借采购信息公开这一抓手织起了一张规范采购权力行使的网络，进而有效管住政府采购领域内“乱伸的权力之手”，必将有助于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有助于促进信息公开统一立法

　　目前，我国并没有统一的信息公开立法，而过去传统的政务公开在公开内容上有着随意分散、机制上可持续性差、后续监督机制乏力等问题，以致于很多地方的政府官网变成了“僵尸网站”。自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建设阳光政府以来，政府信息公开建设稳步推进，2007年，《公开条例》的颁布，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公开范围、方式和程序、监督保障等内容。然而，从《公开条例》的第二条规定来看，此处的“政府信息”仅限于“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与信息公开法治建设的要求相比，此处公开义务主体范围显然有限。

　　《实施条例》在适用范围上，继续沿用政府采购法的做法，涵盖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适用主体范围之广远非《公开条例》可比。虽然《实施条例》仅限于采购信息领域，但从适用的主体范围上，这无疑是在政府采购领域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的成功尝试，通过对政府采购领域内建立统一信息公开机制的探索，必将有助于从整体推进今后我国信息公开统一立法。

　　在信息公开法治建设背景下，对比《实施条例》与《公开条例》等信息公开制度，如果说传统的政务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1.0版，随意且缺乏制度约束，那么2008年《公开条例》的实施开启了2.0版，而《实施条例》虽然仅限于政府采购领域，则开启了我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法治建设的3.0版，《实施条例》通过不断完善采购信息公开机制，制度建设上的前延后伸，实现了信息公开的全程覆盖。同时《实施条例》不但让公众能看得见，而且也要让公众听得懂，能监督，其对于我国信息公开法治建设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